新加坡外長的 AI 第二大腦：外交官的地面層實踐

新加坡外長的 AI 第二大腦：外交官的地面層實踐

2026 年 5 月，在新加坡 Capitol Theatre 舉辦的 AI Engineer Singapore 大會上，站著一位與現場工程師群體畫風迥異的講者——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他打趣地自稱是個「冒牌貨」，一位退休的眼科醫師。然而，他接下來展示的，是一套他親手組裝、跑在 Raspberry Pi 上的 AI 助理系統。這套系統用了三個月，他已經「不敢將它關掉」。

這不僅是一次技術展示，更是一位資深決策者對 AI 時代的深刻反思。

理解無法被外包

維文提出的第一個觀點，是關於責任的邊界。在這個萬物皆可外包的年代，我們傾向於將思考與資訊處理交給機器。但維文指出，即便 AI 能幫他擬稿、整理談判對手的背景資料，最終坐在談判桌前承擔後果的人，依然是他本人。AI 提供了資訊，但「判斷」是無法被外包的。他堅持要「讀得懂程式碼」，不是為了當工程師，而是為了保住那份對決策過程的掌控力與問責底氣。這反映了一個殘酷的歷史教訓：那些無法掌握核心工具的統治者，最終將淪為技術的附庸。

真實價值在「地面層」

維文引用了機器學習教授 Neil Lawrence 的觀點，認為 AI 的價值並非由宏觀的巨型模型定義，而是由「地面層」——那些真實的工作流程、具體的產業與個人——所創造。外交官的工作充滿了過載的認知負荷，而他所做的，不過是將原本混亂的資訊與記憶工作流程，用現成的工具重新連接。這告訴我們，創新的重點不在於追求「更強」的模型，而在於如何重新設計你生活與工作中的「邏輯」。真實的經濟躍升，發生在每個人學會用工具武裝自己的那個瞬間。

入門門檻已經崩塌

第三個關鍵訊息是：門檻已經不存在了。維文坦言他沒有撰寫那些底層模型，他做的是「組裝」。這種將複雜技術「降維」到個人可用層級的能力，才是當代的競爭力。在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我們不需要成為所有領域的專家，但我們必須成為「整合者」。正如他所言，學習這件事是靠「做」學會的，坐著讀摘要是無法真正掌握技術的邊界與陷阱。

別把每個問題都拋給 LLM

作為一位外科醫師，維文保持著一種必要的懷疑論。他提醒人們別把每個問題都丟給大模型，因為這是一種「拿著錘子的人，看什麼都像釘子」的懶惰。他相信未來的答案將會是某種結合了專家規則與神經網絡的系統，而非單純堆疊算力。

這位外交部長的實驗證明了一件事：治理一個國家，不能只靠聽取簡報。如果你無法親手組裝、測試並看見技術在邊緣出錯，你就無法真正理解它。在 AI 成為國家級戰略的今天，維文所展現的不是科技官僚的傲慢，而是一種謙卑且踏實的「動手」精神。這或許是面對這場技術革命時，政治人物能給出的最誠實態度。

嘴巴說不，身體卻很誠實：英國政府的「馬斯克依賴症」

 

嘴巴說不，身體卻很誠實：英國政府的「馬斯克依賴症」

人類本質上是極其務實的靈長類動物。我們喜歡在安全的樹梢上大喊道德口號，但只要掠食者一靠近，或者果實不夠吃，如果魔鬼手裡握著梯子，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與他握手。英國工黨政府目前對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態度，正是這種「演化式偽善」的教科書級演出。

在公開場合，雙方的關係簡直是個劇毒垃圾場。馬斯克預言英國將爆發「內戰」，甚至與極右翼言論打情罵俏；而工黨大佬如文立彬（Ed Miliband）則直接叫他「死開」，別來搞亂英國政治。施紀賢（Keir Starmer）更將馬斯克的 X 平台視為社會腐敗的數位培養皿。這場大戲在標題上看來熱血沸騰，但如果你翻開英國國防部（MoD）的銀行帳單，你會發現故事其實非常「親密」。

過去四年，國防部悄悄向馬斯克的 Starlink 貢獻了 1,660 萬英鎊。為什麼？因為涉及到部落的生存——具體來說是支援烏克蘭的無人機操作員，或是防止「威爾斯親王號」上的水兵因無聊而嘩變——馬斯克擁有這太陽系中最強大的「制高點」。Starlink 提供了英國政府自己根本造不出來的數位神經系統。

最諷刺的地方足以讓人窒息。英國納稅人其實持有 Starlink 競爭對手 OneWeb 的大量股份，那是所謂的「英國之光」。然而，國防部在自家的「親生子」身上僅花了區區 200 萬英鎊，卻給了那個他們公開鄙視的人將近 1,700 萬。事實證明，民族主義和政治姿態都是奢侈品，只要你需要穩定的衛星連線來打贏戰爭或在海上看 Netflix，這些姿態就會瞬間消失。

這就是人類治理的陰暗面：我們會為了滿足大眾的正義感而醜化某個個體，同時卻又因為自己競爭力不足，而不斷為那個人的帝國輸送燃料。工黨政府就像一個滿腹牢騷的租客，整天詛咒房東，卻因為害怕黑暗而早早交了房租。他們恨這個人，卻對他的訊號上了癮。

鏡中的塑像：歷史不是用來懺悔的

 

鏡中的塑像：歷史不是用來懺悔的

在新加坡的心臟地帶，史丹福·萊佛士的白色塑像矗立在河畔，凝視著從殖民過去流向超現代金融未來的河水。他之所以還在那裡，並非因為新加坡人對殖民帽子有什麼特殊情結，而是因為他們是務實主義者。他們明白，歷史不是一本用來結算「善」與「惡」的道德賬本，而是一份關於基礎設施、法律與體制的生物性遺產。

相比之下，英國精英階層對待自家歷史的態度，簡直像是在處理放射性廢料。對於西敏寺和英國文化協會的許多人來說，大英帝國是終極尷尬的源頭，是一道必須用「多元化」和「全球公民」膠帶貼起來的「傷疤」。我們成了一個將兩千年的認同感，壓縮成短短七十年「贖罪敘事」的國家。當施凱爾（Keir Starmer）聲稱「向風世代」（Windrush）是現代英國的基石時，他不只是在客氣，他是在對國民記憶進行額葉切除手術——為了逃避關於「我們是誰」的艱難對話，不惜丟棄千年的治國智慧。

兩者的區別在於「開明的自利」。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並未感謝英國人的「仁慈」，他感謝的是英國人留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體系。他接手了這份殖民遺產，並將其轉化為生存的武器。與此同時，英國卻在割讓查哥斯群島，並將「全球福祉」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表現得像個一邊為祖先道歉、一邊看著自家屋頂崩塌的失智貴族。

我們太害怕被貼上「沙文主義」的標籤，於是退縮到一種模糊而空洞的、所謂「移民之國」的身份中。但多元化只是一種現狀，而非策略。缺乏連貫的歷史敘事，英國在自身的衰落中僅僅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如果我們不能像新加坡人那樣，用冷峻、客觀的眼光審視過去，我們將繼續成為自己一手造成的「無知之徒」——不是因為我們曾是殖民者，而是因為我們忘了如何當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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