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貪心、懦弱、冷漠」看中國文化與現代伊斯蘭文化的比較：巴基斯坦、阿富汗及歐洲與英國穆斯林社群的對照

 從「貪心、懦弱、冷漠」看中國文化與現代伊斯蘭文化的比較：巴基斯坦、阿富汗及歐洲與英國穆斯林社群的對照

中國文化：結構性不安全感的症狀

羅素觀察到，中國人的「貪心」不僅是愛錢，更是一種生存驅動的焦慮，這種焦慮削弱了信任和契約精神。他指出，人們為了小利可以毀約、造假，甚至犧牲公共利益，而受過教育的精英也常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或社會之上。

這種行為，他認為，根源於長期的不安全感與資源匱乏、法治薄弱以及以家庭為中心的道德觀。在長期的專制統治下，法律常被權力扭曲，賄賂與關係成為實際的規則，「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信念深入人心。

現代伊斯蘭文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蘭是國教，超過95%的人口是穆斯林。文化深受伊斯蘭價值觀的影響，但也受到部落和地區傳統的影響。

• 信任與貪心
  在這兩個國家，信任往往建立在家庭和部落網絡中，類似於中國的「圈子文化」。然而，伊斯蘭教義強調誠實、公平和禁止高利貸（riba），這可以抵消貪心。

• 勇氣與懦弱
  在面對壓迫或不公時，許多穆斯林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從阿富汗對抗蘇聯的抵抗到巴基斯坦對抗軍事統治的抗議。然而，對集體懲罰的恐懼和表達意見的風險也可能導致沉默，類似於羅素在中國觀察到的「懦弱」。

• 冷漠與同情心
  伊斯蘭教義強調同情、慈善（zakat）和社區（ummah）的重要性。然而，在實踐中，同情心往往局限於家庭和內群體，而陌生人可能被視為可疑。這與中國的「內圈倫理」相似，但有宗教框架鼓勵更廣泛的社會責任。

歐洲與英國的穆斯林社群

歐洲與英國的穆斯林社群面臨獨特的挑戰，包括融入、歧視以及傳統價值觀與現代世俗規範之間的張力。

• 信任與貪心
  在這些社群中，信任往往建立在清真寺和宗教網絡中。伊斯蘭教義中的誠實和公平可以幫助抵消貪心，但要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取得成功，也可能導致機會主義行為。

• 勇氣與懦弱
  許多穆斯林在歐洲與英國表現出勇氣，反對歧視並促進社會正義。然而，對反彈的恐懼和被標籤為「極端主義者」的風險也可能導致沉默。

• 冷漠與同情心
  伊斯蘭教義中的同情和慈善非常強烈，但挑戰在於將這種同情心擴展到穆斯林社群之外的更廣泛社會。這是歐洲與英國穆斯林社群正在努力與非穆斯林建立橋樑的關鍵領域。

伊斯蘭專家觀點

伊斯蘭學者強調，貪心、懦弱和冷漠的根源並非人類本性，而是社會和經濟條件的結果。他們認為，通過加強制度、促進教育和培養社區感，這些症狀可以得到解決。

總之，雖然貪心、懦弱和冷漠在中國與伊斯蘭文化中的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根本的結構性原因相似。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制度改革、教育和對倫理與宗教價值觀的重新承諾。

從「盡忠報國」到「精忠報國」：一個歷史短語的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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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盡忠報國」到「精忠報國」：一個歷史短語的改寫

民族英雄岳飛（1103–1142）背部刺字的故事，是中國文化中忠誠最著名的象徵之一。然而，今日廣為人知的「精忠報國」一語，其實是後代民間流行中對原始記載的改寫，最早史料記載的其實是「盡忠報國」四字 。

在宋代正史《宋史》的岳飛列傳中，明確記載岳飛母親為激勵其一生報國，親自在他背上刺下「盡忠報國」四字，深及膚肉，作為終身的訓誡 。這四字意思是「竭盡自己的忠誠與心力來報效國家」，在儒家思想中，強調的是盡己之責、至死不渝的奉獻精神，是一種對君主與國家的道德責任 。

然而，「精忠報國」這個說法，並未出現在宋代原始記載中作為岳飛背上的刺字。它真正的來源，是宋高宗賜給岳飛的旌旗，上書「精忠岳飛」四字，讚揚岳飛「純粹而忠貞」的品格 。「精忠」中的「精」，有「純粹、精粹」之意，「精忠」比「盡忠」更強調道德上的純潔與至高無上的忠誠，更接近帝王對臣下的一種封號，而非個人的誓言 。

到了後世，特別是明清以來的小說、戲曲與民間傳說，這兩個概念逐漸混同。民間將「精忠岳飛」的旌旗文字，與岳飛背上的刺字結合，於是把原本的「盡忠報國」轉化為大家熟知的「精忠報國」 。這個版本在20世紀的教科書、戲劇、宣傳畫中大為流行，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岳飛被塑造為忠君愛國的典範，「精忠報國」遂成為標準的愛國口號 。

這個用語的轉變，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

• 從歷史到象徵：岳飛個人「盡忠報國」的實踐，被升華為「精忠報國」的象徵，使其從歷史人物轉變為國家認可的忠誠圖騰 。

• 「盡」與「精」的差異：「盡忠」重在「全力以赴」，強調行動與堅持；「精忠」則轉向「純粹無瑕」的道德忠誠，更適合用於國家宣傳中對「絕對服從」的要求 。

• 國家的收編：這項改變讓統治者得以將「盡忠」——人民對國家的責任——轉化為對國家本身的無條件效忠，有時甚至不論執政者的正義與能力 。

今天，「精忠報國」已是廣泛使用的愛國口號，尤其在軍事、學校教育中被反覆強調，但它模糊了原始「盡忠報國」的精神：那是一種在國家不完美時，仍竭盡全力去服務與改革的擔當，而非單純的服從 。

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看今日潛規則：千年文法下的現代困境

 

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看今日潛規則：千年文法下的現代困境

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往往隱藏在種種不成文的「潛規則」之中。從娛樂圈的性剝削到職場的晉升之道，再到政治場域的維穩邏輯，這些現象看似光怪陸離，實則皆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孫隆基教授在四十多年前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便為我們解讀了這些現象背後的文化「文法」。對照今日的「潛規則」，我們不難發現，那古老的文化底色，依然清晰地映照在現代社會的行為模式上。

一、個體的「身體化」與潛規則中的「附屬品」地位

孫隆基指出，中國人的自我觀念是「身體化」的，個體往往被視為依附於某個集體或關係中的一個功能性「身」，而非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個人」。這種深層結構，在今日的潛規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 娛樂圈「獻身」的本質： 當新人被要求「配合私人需求」、「確認氣場」甚至被迫「留宿」，他們被視為可供交換的「資源」或「物件」，而非擁有獨立人格和權利的專業工作者。其「身」被置於權勢者的掌控之下，個人的尊嚴和界限被模糊甚至侵犯。

• 家庭「親情綁架」的犧牲： 在家庭或宗族關係中，個體被視為家族資源延續的工具。為家族利益犧牲個人意願、選擇不喜歡的職業或伴侶，正是「身不由己」的現代寫照。個體的「自我」必須服從集體的「身體」，否則便會受到道德與情感的雙重排斥。

二、人我界限不明與潛規則中的「關係綁定」

《深層結構》強調中國文化中「人我界限不明朗」，個體安全感高度依賴於「人倫關係的枕墊」。這導致了關係的工具化和非透明化，為潛規則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 職場「關係股」的邏固： 晉升不再是單純的績效競賽，而是對上級忠誠度、人情投資的長期積累。新人需付出大量非生產性的「關係成本」（如飯局隨侍、處理私人事務），以換取領導的信任和晉升機會。這種「關係」超越了公私分明，成為一種隱形的權力槓桿。

• 「事後補手續」的權錢交易： 在行政審批中，「先找對關係，後補齊手續」成為常態。法律法規的框架被「人情」所穿透，權力被私有化為可供交換的「關係資源」。誰能「疏通」關係，誰就能繞過繁文縟節，快速獲利，而遵紀守法的個體反而處於劣勢。

三、泛道德實利主義與潛規則中的「道德合法化」

孫隆基認為，中國人的行為動機常在「泛道德主義」與「實利主義」之間擺盪，缺乏對抽象原則或個體權利的堅持。這使得潛規則得以借用道德或看似合理的說辭，掩蓋其剝削本質：

• 藝術與犧牲的勒索： 在娛樂圈，權勢方常以「為藝術獻身」、「演繹複雜人性」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新人進行不必要的親密互動甚至性犧牲。這種「藝術犧牲論」巧妙地將個人的性權利與藝術成就掛鉤，使拒絕者背負「缺乏藝術精神」的道德壓力。

• 「酒精契約」與「順從」的暗示： 飯局上的勸酒，被賦予了「給面子」的道德意味。一旦飲酒過量，權勢方的越軌行為便可被酒精「合法化」，而新人若事後抗議，則會被反指「酒後失德」或「不懂規矩」。這種「酒文化」實際上是權力強制的軟性表達。

四、對「不生不死」狀態的追求與潛規則中的「維穩」心態

《深層結構》也探討了中國文化中對一種「不生不死」、避免極端衝突的「桃源」情結。這種情結在現代社會演變為一種對「穩定」的極度追求，甚至不惜壓制真相和個體權利：

• 媒體「自審自閹」的求生術： 媒體平台為避免觸怒審查機構，導致公司被連坐懲罰，寧願主動刪減內容、避開敏感話題。這是一種為求「安身立命」而犧牲言論自由的個體理性選擇，最終導致公共討論空間的萎縮。

• 「上訪陷阱」的維穩邏輯： 信訪制度表面上是為民眾提供申訴管道，實則核心功能是「維穩」。地方官員的個體理性是保住官位，因此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民眾「越級上訪」，甚至壓制問題本身，而非解決問題。個體的冤屈在「穩定大局」面前被犧牲，形成一種「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非「解決問題」的荒謬困境。

結論：千年文化的迴響與突破之道

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視角回望今日層出不窮的潛規則，我們看到的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文化「文法」如何在現代社會的權力、資源和信息制約下，生成了光怪陸離卻又內核一致的行為模式。這些潛規則正是「個別理性，總體自戕」的達爾文陷阱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的具體表現。

要真正超越這些困境，不僅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執行，更需要從文化深層進行反思和轉變。我們必須開始培養獨立自主的個體意識，建立清晰明確的人我界限，堅持普世的抽象原則而非人情實利，並從根本上破除對「維穩」的絕對迷信，勇敢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鉅的文化工程，但唯有如此，中國社會才能真正從千年文化的迴響中，尋找到邁向現代文明的突破之道。

 

夫「插隊」之風：亦「彎道超車」與「超英趕美」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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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插隊」之象

「插隊」者，謂於眾列之前，僭越次序，以謀不公之利也。此風於華夏公眾之地，屢見不鮮，如車馬之驛，銀莊之戶，醫館之牖，名勝之區，無處不有。其行徑多不顧在後久候之人。此舉雖非華夏獨有，然其廣泛流行與社會反應之多樣，足稱之為獨特之「插隊文化」。

此舉常令重規循矩、尚公平均衡之國內外人士，惑而生忿。或以為禮崩樂壞，或以為寡德無慮，或以為性情急躁。然若以華夏疾速發展之哲思觀之，此看似不雅之行徑，亦可謂含藏國家「彎道超車」與「超英趕美」之志，其理深奧也。

夫「彎道超車」與「超英趕美」之旨

欲解此爭議之論，必先明華夏現代化敘事中二要旨：

• 「彎道超車」： 此語源自競速之道，意謂於彎曲之地，加速冒險，以圖超越而得先。於發展之途，乃指一國欲越傳統之階，超越既有之敵，以非凡之術，速成其事也。此乃務實求果，不尚因循守舊之策，有時或重其速效，而輕其循序漸進之法。

• 「超英趕美」： 此口號肇於「大躍進」之世，深蘊民族渴望於經濟、科技、乃至國力各方面，趕超並凌駕全球強國之宏願。雖其初行曾貽禍甚巨，然其間蘊含之激烈競爭、孜孜以求進步、欲擺脫落後之精神，卻以諸般面貌，貫穿於華夏現代化之始終。此精神培育一執著於速成目標之思維。

夫「插隊」為上述精神之縮影

夫於細微之處觀之，「插隊」之行徑，亦可視為個人將「彎道超車」與「超英趕美」之理，實踐於日常生活中也。

一、唯速效是圖： 夫「彎道超車」以迅捷為先，而插隊者亦圖速解其滯緩。久候於長列之中，實乃虛擲光陰，有損個人「效率」。故插隊者欲速成己事（如登車、結帳），以求個人「目標」之疾達。此乃性急求成之表，映照國家欲將數十年發展壓縮於數載之雄心也。

二、善於變通、伺機而動： 夫插隊之行，需應變之智、審時之明、伺隙之勇，或尋隙而入，或乘人不備，或徑直而前。此與「彎道超車」之精神相符，蓋其鼓勵尋非常之徑以求超前，縱或擾亂既定之序。此乃於眾皆守舊之時，獨能掌握機先也。

三、激烈競爭、「優勝劣敗」： 夫於競爭激烈之社會中，資源或見稀缺，或獲取不易，「超英趕美」之精神乃化為個人奮力競爭之驅力。插隊之行，可視為此競爭之微觀體現：若吾不先，則他人必先。此乃於擁擠之環境中，務實且或殘酷地專注於個人得失，而視集體守規則為弱點也。

四、重結果而輕程序： 夫「超英趕美」之核心，乃在達成所欲之成果——強盛、富裕、先進。同理，插隊者之當務之急，即為佔據前列，不論其過程如何。隊伍之「公平」與「秩序」，皆次於節省時間、實現目標之實利。此結果導向之思維，有時或凌駕於禮儀或公平等抽象之規則之上。

夫社會之影響與前行之方

然「插隊」之風，雖可於個體層面，視為上述強大發展精神之表徵，然其無疑造成社會摩擦，損害信任。若此風盛行於社會，則將致普遍之沮喪、效率之低下（因人皆競相爭先），並侵蝕公眾文明。

夫「彎道超車」與「超英趕美」之精神，固然助華夏取得斐然之經濟成就。然隨著國力日隆，欲求更高品質之發展，此種務實、不惜一切代價求結果之心態，其負面影響亦日益顯現。華夏欲於全面意義上真正「超越和趕上」，包括社會和諧與軟實力，則需逐步轉向，在追求速度與經濟增長之餘，亦當珍視既定之規則、集體之福祉與社會之禮儀。夫「插隊文化」之演變，將是此更廣泛社會轉型之細微而富有昭示性之指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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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詩一首：

爭先

人海茫茫爭寸隙， 

彎道超車意圖疾。 

超英趕美心不歇， 

秩序休問為己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