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的由來與演變
「萬歲」一詞，原本是老百姓表達喜悅和祝福的用語，並非專屬於帝王。 在漢朝時期，當人們感到高興時，就會脫口而出「萬歲」，就像我們現在說「超爽der！」一樣。這個詞語並未帶有崇高的敬意，而是純粹表達一種歡欣的情緒。
歷史上，漢武帝率先將「萬歲」一詞據為己有，並將其作為皇帝的專屬稱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唐宋時期，「萬歲」已經成為皇家的專屬稱呼，平民百姓無權隨意使用。因此，人們轉而用「千歲」、「千千歲」、「九千歲」等稱呼來奉承官員和宦官。
太平天國時期，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之間的權力鬥爭，更凸顯了「萬歲」一詞所代表的權力與地位。 因為楊秀清自稱耶穌的老爸，與洪秀全的耶穌弟弟身份相衝突，兩人為了爭奪「萬歲」的稱號而引發內訌。
斯多葛哲學：
• 核心價值： 理性、美德、自然、平靜。強調透過理性控制情感與慾望，遵循自然法則，追求內在的平靜與幸福。重視個人修養與自我控制，以應對外在世界的無常。
• 重點：
○ 內在控制： 專注於自身可控制的事物，例如思想、判斷和行為。對於外在事物（例如財富、名譽、健康）抱持接受的態度，不強求或過度執著。
○ 理性至上： 強調理性是克服負面情緒和逆境的工具。透過邏輯思辨和自我反思來達到內心的平靜。
○ 個人責任： 注重個人的道德責任和自我完善。強調透過實踐美德來提升自我，並為社會做出貢獻。
○ 普世價值： 強調普世性的道德原則，例如正義、勇氣、節制和智慧，適用於所有人，不分性別、種族或社會階級。
哲學：闡述斯多葛學派的基本原則，如理性、自然、美德、幸福等。
• 理性（理性/理智）： 斯多葛學派強調理性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是區別於其他生物的根本。透過理性，人們可以認識自然法則，判斷是非善惡，控制情感和慾望。塞涅卡在書信中反覆強調要運用理性來指導生活，避免被情感所左右。他認為，只有遵循理性，才能達到內心的平靜和幸福。
• 自然（自然/天性）： 斯多葛學派認為，宇宙萬物都遵循著自然的法則運行，人類也應如此。遵循自然意味著接受事物的本來面目，不強求外在的改變。塞涅卡教導人們要與自然和諧相處，順應自然的變化，從而達到內心的平靜。這也包含接受命運的安排，以坦然的態度面對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
• 美德（德行/virtue）： 斯多葛學派認為，美德是唯一的善，也是幸福的唯一來源。美德包括智慧、正義、勇氣和節制等。塞涅卡在書信中不斷強調要追求美德，認為只有擁有美德，才能真正地幸福和自由。他認為，外在的財富、名譽和地位都是無常的，只有內在的美德才是永恆的。
• 幸福（幸福/快樂/eudaimonia）： 對斯多葛學派來說，幸福並非來自於外在的物質享受或感官刺激，而是來自於內在的美德和理性的運用。塞涅卡認為，真正的幸福是內心的平靜和自由，是遵循自然法則，過上有德行的生活。他教導人們要擺脫對外在事物的執著，從而獲得真正的幸福。
倫理：探討如何實踐美德，如何面對逆境和挑戰，如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
• 實踐美德： 塞涅卡在書信中提供了許多實踐美德的方法，例如：透過學習哲學來增進智慧；透過公正的行為來實踐正義；透過勇敢地面對挑戰來展現勇氣；透過節制慾望來保持內心的平靜。
• 面對逆境和挑戰： 斯多葛學派教導人們要以堅韌的態度面對逆境和挑戰。塞涅卡認為，外在的困境是考驗人們美德的機會。他鼓勵人們要運用理性來克服恐懼、焦慮和痛苦，從逆境中學習和成長。他認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應對逆境，而不是逆境本身。
• 過上有意義的生活： 塞涅卡認為，有意義的生活是追求美德的生活，是為他人服務的生活。他鼓勵人們要珍惜時間，善用生命中的每一刻，為社會做出貢獻。他認為，只有透過實踐美德，才能真正地實現人生的價值。
心理：分析人類的情感和慾望，教導人們如何控制負面情緒，達到內心的平靜。
• 情感和慾望的分析： 塞涅卡深入分析了人類的各種情感和慾望，例如恐懼、焦慮、憤怒、貪婪等。他認為，這些情感和慾望往往會擾亂人們的內心平靜，導致痛苦和不幸。
• 控制負面情緒： 塞涅卡教導人們要運用理性來控制負面情緒。他提供了許多具體的方法，例如：透過反思和冥想來認識自己的情感；透過接受現實來減少不必要的焦慮；透過寬恕和理解來化解憤怒。
• 達到內心的平靜： 斯多葛學派的目標是達到內心的平靜（ataraxia）。塞涅卡認為，只有透過控制情感和慾望，遵循自然和理性，才能達到這種平靜的境界。他認為，內心的平靜是幸福的基礎。
生活：討論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如時間管理、社交關係、財富觀等。
• 時間管理： 塞涅卡非常重視時間，認為時間是人生最寶貴的資源。他教導人們要珍惜時間，善用每一刻，避免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事情上。
• 社交關係： 塞涅卡在書信中探討了友誼的真諦，強調真誠、互助和共同追求美德的重要性。他認為，好的友誼可以幫助人們成長和進步。
• 財富觀： 塞涅卡教導人們要看淡財富，認為財富並非幸福的必要條件。他認為，過度追求財富反而會帶來焦慮和痛苦。他鼓勵人們要知足常樂，珍惜已經擁有的東西。
佃農是指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他們向地主繳納地租，以換取耕種土地的權利。這種租佃關係在中國南方地區尤為複雜，發展出「田骨」和「田皮」的概念，更清晰地劃分了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以下我將詳細解釋佃農的定義，並深入探討南方「田骨」和「田皮」的概念：
佃農的定義：
佃農是農業生產中的一種特殊群體，他們本身不擁有土地，而是透過租賃的方式取得土地的使用權，從事農業耕作。他們需要按照事先約定的條件，向地主繳納地租，地租的形式可以是實物（例如收成的一部分）或貨幣。佃農的收入受到地租的影響，生活通常較為困苦。
南方「田骨」和「田皮」的概念：
「田骨」和「田皮」是中國南方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一帶，對於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一種獨特劃分方式。
• 田骨（田底權/永佃權）： 指的是土地的所有權，相當於現代法律上的所有權（ownership）。擁有田骨的人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自由買賣、轉讓和繼承土地。
• 田皮（田面權/耕作權）： 指的是土地的使用權或耕作權，相當於現代法律上的使用權（usufruct）。擁有田皮的人可以耕種土地，並獲得耕作的收益，但需要向田骨的所有者繳納地租。
這種劃分方式造成了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使得土地關係更加複雜。一個地主可能擁有多塊田地的田骨，但他自己並不耕種，而是將田皮出租給不同的佃農。而一個佃農可能租種多塊田地的田皮，但這些田地的田骨可能屬於不同的地主。
「田骨」和「田皮」的影響：
「田骨」和「田皮」制度對南方農村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強化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控制： 地主透過擁有田骨，牢牢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權，並透過收取地租來獲取穩定的收入。
• 加重了佃農的負擔： 佃農不僅要承擔耕作的辛勞，還要向地主繳納地租，生活更加困苦。
• 造成了複雜的土地關係： 田骨和田皮的分離，使得土地關係變得非常複雜，容易產生糾紛。
參考文獻：
•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此書深入探討了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包括土地制度和租佃關係。
• 滋賀秀三，《中國近世法社會史研究》：此書從法律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國近世的土地制度和社會結構。
•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此書研究了華北地區的小農經濟，雖然重點不在南方，但其中關於租佃關係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中國土地制度史》：此書是研究中國歷代土地制度的權威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對南方租佃制度的介紹。
以下文獻也對「田骨」和「田皮」有所論述：
•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此書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其中也涉及了土地制度和租佃關係。
• 張海鵬，《中國近代社會史》：此書研究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其中也提到了土地問題和農村社會的變化。
「田骨」和「田皮」的概念主要存在於中國南方地區，尤其以長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以及福建等地的農村較為常見。以下我將列舉一些具體的地名，並說明相關契約的書寫方式：
主要分佈地區：
• 江蘇南部： 如蘇州、常州、鎮江等地。
• 浙江： 杭嘉湖平原、寧紹平原等地。
• 安徽南部： 沿江一帶。
• 江西： 鄱陽湖周邊地區。
• 湖南： 洞庭湖平原。
• 福建： 閩南、閩北部分地區。
• 廣東： 珠江三角洲。
需要注意的是，「田骨」和「田皮」的稱謂並非在所有地區都完全一致，有時也會有其他稱呼，例如「田底」和「田面」、「正業」和「副業」等，但其基本含義是相同的。
契約的書寫方式：
關於「田骨」和「田皮」的契約，由於歷史久遠，留存至今的完整契約數量有限。但透過一些歷史文獻和地方志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其書寫方式和內容：
• 契約名稱： 契約的名稱通常會明確標示是關於「田骨」或「田皮」的買賣、租賃或典當等。例如：「賣田骨契」、「立佃字」、「典田契」等。
• 雙方當事人： 契約會詳細記錄買賣或租賃雙方的姓名、籍貫、住址等基本資訊，以明確當事人的身份。
• 土地描述： 契約會詳細描述土地的位置、四至（即土地的四個邊界）、面積、地力等情況，以確保交易標的的準確性。
• 交易內容： 契約會明確記載交易的具體內容，例如：
○ 田骨買賣： 記載買賣的價格、付款方式、交割時間等。
○ 田皮租賃： 記載租期、地租數額、支付方式、租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等。
○ 田骨典當： 記載典當的金額、期限、利息、贖回方式等。
• 中人或見證人： 為了確保交易的公正性，契約通常會有中人或見證人簽字作證。
• 契約日期： 契約會明確記錄簽訂的日期，以便日後查考。
契約範例（簡化）：
以下是一個簡化的「立佃字」（田皮租賃契約）範例：
立佃字人：張三（佃戶）
出佃字人：李四（地主）
今據李四有水田一坵，坐落XX鄉XX村，四至：東至王家田，西至河，南至山，北至路，面積共計X畝。今李四情願將此田租與張三耕種，每年繳納租穀X石，於每年秋收後交付。租期為X年，自X年X月X日起至X年X月X日止。租期屆滿，若雙方有意續租，可另議新約。
恐口無憑，立此佃字為據。
中人：王五
立佃字人：張三（畫押）
出佃字人：李四（畫押）
X年X月X日
典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較早的歷史時期，一些學者認為其萌芽可能在南北朝時期就已出現，當時有「質妻」和「雇妻」等類似形式。「質妻」是指將妻子轉讓給他人，換取一筆錢，到約定的時間再以原款贖回。「雇妻」則是雇主支付雇金給女子的丈夫，在約定的期限內，讓該女子作為自己的臨時妻子，期滿後將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這些形式可以視為典妻制度的雛形。
典妻現象在宋元時期有所發展，至明清時期更為盛行，尤其在清朝，由於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出，貧富差距加大，典妻現象更為普遍。
地區：
典妻現象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相對落後、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例如：
• 華北地區： 山東、河南、山西等地。
• 長江中下游地區： 江蘇、安徽、湖北等地。
• 西北地區： 陝西、甘肅等地。
• 福建、廣東沿海地區： 這些地區由於人口稠密、土地資源有限，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典妻現象。
需要注意的是，典妻並非在所有地區都普遍存在，其流行程度也受到當地經濟、文化和社會習俗的影響。
例子：
由於典妻行為多發生在社會底層，相關的正式記錄較少，多見於地方文獻、筆記小說和口述歷史中。以下是一些例子：
• 清代筆記小說： 一些清代筆記小說中記載了典妻的案例，例如丈夫因貧困將妻子典給他人數年，期滿後再贖回。這些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面和底層人民的苦難。
• 地方文獻： 一些地方志中也有關於典妻的記載，例如描述某地因連年歉收，導致典妻現象盛行。
• 口述歷史： 一些研究者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採訪了曾經經歷或聽聞過典妻事件的老人，記錄了這些歷史的片段。
由於典妻行為本身不光彩，當事人往往諱莫如深，因此要找到詳細的個案記錄比較困難。
契約形式：
典妻通常會簽訂契約，稱為「典妻契」或「承典婚書」。契約內容大致包括：
• 雙方當事人： 典妻的丈夫（出典人）和典妻的受典人（承典人），以及被典的妻子。
• 典期： 典妻的期限，通常為數年，例如三年、五年等。
• 典價： 典妻的價格，根據被典妻子的年齡、容貌、身體狀況等因素而定。
其他條款： 例如典期內所生子女的歸屬、典期屆滿後的處理方式等。
近代早期（尤其以十八世紀法國為例）歐洲社會將貓咪妖魔化的現象，並非臺灣傳統民情。
妖魔化貓咪的原因：
夜行性： 當時的人們不了解貓咪的夜視能力，將其夜間活動與魔法、邪惡連結。夜晚的貓被視為魔鬼的化身，甚至在巫師聚會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迷信將貓咪與黑暗、神秘的力量劃上等號。此外，貓咪也被認為是不祥之兆，例如在安茹，貓進入麵包坊會導致麵包無法膨脹；在布列塔尼，貓擋住漁夫的去路會影響漁獲。
叫聲： 貓咪尖銳的叫聲被與女性、性慾連結。一些俗諺將貓與女性的吸引力聯繫起來，例如「好好照顧貓，討個漂亮的老婆」，或形容女人「戀愛時像隻貓」。在勃艮第，年輕人會虐待貓咪，使其發出叫聲，以此嘲弄戴綠帽的丈夫，稱為「弄貓」。這暗示了貓咪的叫聲被賦予了負面的性暗示。
飼養習慣： 當時法國資產階級飼養貓咪的方式也加劇了負面印象。他們並非將貓養在家中，而是餵食後任其在外遊蕩繁殖，造成貓咪徹夜叫春，擾亂安寧。這種不負責任的飼養方式，使得貓咪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
虐待與屠殺：
基於以上原因，貓咪經常遭受虐待甚至屠殺。在聖約翰紀念日（6月24日），慶典活動常與獵巫行動結合，人們會點燃篝火，跳過火堆，並將被認為帶有魔力的物品丟入火中，以驅除厄運。貓咪往往成為這類儀式的犧牲品。
羅伯‧丹屯的《貓大屠殺》：
這段文字提及了文化史學家羅伯‧丹屯的著作《貓大屠殺》，並引用了書中一個關於巴黎印刷工人的故事：
兩個印刷工人因為老闆娘養的貓吵得無法入睡，其中一人便模仿貓叫聲來報復老闆。由於當時人們對女巫的恐懼，老闆聽到貓叫聲後感到不安，認為與巫術有關，便命令工人趕走貓。工人得到允許後，不僅殺光了貓，還將牠們吊起來「審判」。老闆娘發現後非常憤怒，因為「弄貓」有嘲諷丈夫戴綠帽的意思，工人此舉也被視為影射老闆娘不貞。工人甚至將殺貓的過程改編成戲劇，反覆上演。
這個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貓的負面觀感，以及這種觀感如何與性、巫術等負面意象連結，進而導致對貓的虐待和迫害。丹屯透過這個故事，深入剖析了十八世紀法國的社會文化和底層人民的心態。
總結：
妖魔化貓咪的現象並非臺灣獨有，而是近代早期歐洲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成因複雜，涉及當時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誤解、社會習俗、以及對巫術的恐懼。羅伯‧丹屯的《貓大屠殺》透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揭示了這段黑暗的歷史，也讓我們更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
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導致貓咪被妖魔化，例如：
了解這些歷史背景，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貓咪在不同文化中的形象轉變。
楊芳燕對山田賢評述日本「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回顧，重點在於探討明清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山田賢的文章批判性地回顧了「地域社會論」的研究取向，並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為主軸，分析了森正夫、岸本美緒、寺田浩明等學者的論點。
一、是否存在「地域社會論」的史學？
山田賢指出，「地域社會論」研究存在著研究者並未自覺從事此類研究，而評論者也未嚴謹定義「地域社會論」的現象。但他並未否定此概念的正當性，反而試圖界定、闡明並評論此研究取向。他認為，透過考察相關研究的基本預設和目的，可以重構「地域社會論」的「典型」。
二、基本預設和目的
山田分析，「地域社會論」具有兩個基本預設：
這些預設並未直接導出特定的方法論，而是揭示了「地域社會論」研究的一般性目的：注重個體反覆離合的「場所」，發現其共有規律，進而討論如何從基層統合至整個「中國」世界。
三、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從森正夫到寺田浩明
山田以「傳統中國」是一個「高度流動與開放，競爭很多且不穩定」的社群形象為基礎，探討這些學者如何研究傳統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如何互相整合，形成「全體秩序」。此問題意識可追溯至森正夫1981年的報告，其意圖「克服」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國家、社會二元論」與「家族國家觀」。「國家、社會二元論」認為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互不干涉；「家族國家觀」則將王朝國家視為「家族主義」的擴張。
森正夫提出「全體秩序」的「有機整合」議題，對抗上述二元論。他區別了日本近世史的地域社會論（強調地域的自律性與抗爭），強調國家與社會如何有機整合。森提出兩個問題：各個地域社會如何互相連接形成大社會？在地社會的「私」關係如何透過媒介收斂為國家的「公」？
山田指出，森的地域社會論潛藏著含混性。森提出「領導類型論」，認為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維持在於領導者的領導，並概括出四種類型：家族、同族基軸論、地主領導型、士大夫領導型、國家基軸論。山田認為，森的問題在於他對地域社會的界定，即假定「國家」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可能單位之一，甚至認為王朝國家自身構成一個地域社會，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忽略了社會中與國家抗衡的勢力。
後繼者如岸本美緒認為二元論僅描述了表象，她提出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同型功能」的關係，即它們具有相同的秩序認識與維持秩序功能。寺田浩明則以「約」的研究呼應此觀點，「約」代表一種「規範的共有」狀態，由「倡導者」掌握並闡明「人心既有的齊心」而形成。山田認為，寺田的論證與岸本的「同型功能」說相當接近。
四、未來的研究議題
山田提出三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總結來說，山田賢的評述重點在於檢視「地域社會論」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指出此研究取向的潛在問題與未來發展方向。他強調，未來的研究應更關注地方領導權的非制度性機制、驗證「同型功能」說，並探討「地域」形成的物質與制度機制。
吉尾寬的《明末流民叛亂與地方社會》一書，探討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本質，以及明朝滅亡的原因。作者認為，這場起義並非單純的「流賊」作亂，而是「流賊」與「土賊」結合的雙重性質，並以此分析唐宋變革以來中國民眾叛亂的共通點。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流民流動活動與組織。 作者分析了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發展過程與特點，並以王嘉胤集團為例，說明初期流賊的組織與活動。作者指出，王嘉胤建立的根據地可視為明末流寇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其吸收地方鄉紳的做法也被後來的起義軍沿用。起義軍透過「奸細」刺探情報、採購物資，充分展現了「流賊」與「土賊」結合的特性。李自成提出的「平買平賣」等政治綱領，也反映了他意識到必須與地方百姓結合才能長久發展。
第二部分：明朝中央對叛亂的平下策略。 本部分以楊嗣昌的「剿餉」政策為中心，探討明政府的討賊策略。作者認為，明政府的鎮壓政策是針對起義的雙重性質而設計的，楊嗣昌試圖透過籌餉、編練鄉兵等方式，依賴地方鄉紳勢力。然而，由於鄉紳與農民的矛盾、皇帝對鄉紳的懷疑、以及東林黨的批評等因素，政策效果不彰，反而加重了地方農民的負擔，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第三部分：地方社會的動向。 本部分透過考察安慶府桐城縣的「桐變」、鳳陽府穎州太和縣的地方防衛、以及山海關之戰等事件，闡述在流民起義過程中，各地「土賊」的發展動態。作者認為，明朝的滅亡是受到流民起義的影響，各地民眾起義與之相互呼應，徹底動搖了明朝的統治基礎。
總而言之，本書強調明末的動亂是「流賊」與「土賊」結合的結果，明政府的政策失當更加劇了局勢的惡化，最終導致王朝的覆滅。這場動亂也反映了唐宋變革以來中國民眾叛亂的共同特徵，即流民叛亂與各種地方勢力的結合，以及游民階層在叛亂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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