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集體幻象：一場（強迫性的）分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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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集體幻象：一場（強迫性的）分享史

人類天性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一點在於：當我們一踏出那種「分享」是生存必需的游牧荒原後，我們竟然花了整整一萬年，發明各種複雜的「主義」來哄騙自己重新分享。

「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二零年代的誕生，並非什麼神聖的啟示，而是對蒸汽機的一場恐慌反應。當工業革命把人變成了沾滿煤灰的機器零件時，歐文（Robert Owen）和勒魯（Pierre Leroux）看著那失控的貧富差距，心想：「或許當個貪婪的隱士並非文明的巔峰。」他們提出了社會主義，用以對抗「個人主義」——在當時，那是維多利亞時代對「我發財了，祝你在霍亂中好運」的一種優雅說法。

在歷史的長河中，社會主義曾是政治理論中那位彬彬有禮的座上賓：中產階級、改良主義、熱衷於合作社。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則是那個在街上砸窗戶的粗魯親戚。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撰寫那份著名的宣言時，他們刻意避開「社會主義」這個詞，因為它聽起來太像上流社會的讀書會。他們想要一種聞起來有工廠油煙味和革命火藥味的東西。

後來，布爾什維克把這演變成了一套官僚階梯。根據列寧的說法，社會主義僅僅是共產主義的候車室——一個由國家管理一切的「初級階段」，直到人類奇蹟般地磨掉內在的部落本能和對地位的渴望。我們至今仍在等待那個所謂國家的「消亡」。現實中，國家並沒有消亡，它只是長出了更大的胃口和更鋒利的牙齒。

不論你稱之為「社會主義共和國」還是「共產主義烏托邦」，底層的生物現實依然如故：人類的天性就是保護親族、爭奪資源。將這些權力鬥爭披上「普世兄弟情誼」的外衣，是典型的高等靈長類騙術。我們熱愛「集體」這個概念，前提是勞動的是別人，而分到最大顆果實的是自己。

 

幻滅理想的先知：吉拉斯如何預見「新階級」的失敗

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被譽為「共產世界的先知」，他曾是南斯拉夫的高層革命家，後來成為該體制最深刻的內部批判者。他從堅定的信仰者轉變為異議人士，源於他意識到共產理想在其成功之時便已被背叛。

「新階級」的興起

吉拉斯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揭露了「新階級」的存在。他主張共產革命推翻舊秩序後，並未如馬克思預測般消滅階級。相反地，它創造了一個由黨政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他們透過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變相擁有了生產資料。

• 目標的腐敗：這個新階級比他們所取代的資本家更加壓迫且貪汙腐化，因為他們擁有不受制衡的權力。

• 系統性的背叛：他們聲稱代表工人階級，實際上卻是透過剝削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與特權。

• 制度化的不平等：在「平等」的偽裝下，統治精英與勞工階級之間的鴻溝反而日益擴大。

必然滑向集權主義

吉拉斯的警告與瑪格麗特·柴契爾等領導人的觀察不謀而合，即中央計劃必然導致人權的被壓制。

• 權力陷阱：當國家控制所有資源，它就獲得了掌控每個人生活的絕對權力。

• 異議的終結：為了保護中央計劃與「新階級」的利益，政權必須廢除言論自由並制度化恐懼感。

• 歷史的失敗：從史達林的大清洗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生命與社會倫理的漠視，正是那種重視黨紀勝過個人尊嚴的體制下的必然結果。

吉拉斯總結認為，終結這種腐敗的唯一方法是終結一黨專政並還政於民——這一預言最終預示了東歐集團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