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攤裡的「大不敬」：權力遊戲的調味料

 

麵攤裡的「大不敬」：權力遊戲的調味料

從人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本質上就是一群試圖玩弄社會等級制度的「裸猿」。幾千年來，我們精益求精地學習如何向「首領」（Alpha）低頭。顯然，有些傳統就像頑固的跳蚤，怎麼甩也甩不掉。

看看泰國這兩位賣麵的小販——阿娟（Jae Juang）與阿添（Jae Tiam）。她們不是什麼老謀深算的革命家，也不是躲在暗巷的無政府主義者；她們只是年過半百、奔向花甲的婦女。平日裡，她們思考湯頭濃郁度的時間，肯定比思考如何推翻國家體制還要多。然而，只因為在店門口掛上兩塊招牌，要求廢除刑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並「釋放友軍」，她們便成了刑事法庭的被告。

從生物學觀察，社交性動物利用「臣服信號」來維持族群內的和平。在現代政治中，刑法第112條就是終極的臣服信號——它是圍繞在首領身邊的一道隱形電網。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部落感到集體自尊脆弱時，就會將「侮辱」武器化，用來粉碎異議。那位報案的極端保皇黨成員，守護的並非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能帶給他秩序感與優越感的圖騰。

法院最終展現了一絲務實的仁慈：因為她們認罪，判處緩刑。這是一場經典的儀式：反叛者必須下跪、承認「錯誤」，部落才允許她們回歸。這與正義無關，這是一場權力支配的政治劇場。我們總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了焚燒異教徒或砍下「冒視君王影子的庶民」腦袋的時代，但其實，我們只是把斷頭台換成了三年的緩刑與定期向觀護人報到。

人性依然充滿冷諷。我們用文字與法律築起牢籠來保護神話。這證明了即便到了2026年，你在那碗湯麵裡能加入最危險的調味料，依然是那丁點兒的言論自由。

---

郵差的背叛：一場自以為是的民主裁決

---

郵差的背叛：一場自以為是的民主裁決

這名郵差在 Facebook 群組自豪地宣布，他把英國改革黨（Reform UK）的宣傳單通通扔進垃圾桶，還撂下一句「炒我也無所謂」。這行為展現了「裸猿」最純粹的部落本能：劃分敵我。在他的腦袋裡，他不是在偷懶，而是一個英勇的守門人，正動手清除他認為「不潔」的思想。現代人的部落不再由血緣定義，而是由政治標籤區分，而這名郵差顯然以為穿上制服，就自動獲得了扮演上帝、審查資訊的權力。

諷刺的是，他賴以生存的民主基石——皇家郵政，其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那極其枯燥、不容妥協的「中立」。從歷史來看，郵政是文明的血液。干擾郵件發送，等同於破壞國家的神經系統。當你開始決定哪些思想有資格被送到門縫下時，你並不是在守護正義，你只是在實踐那種在歷史上無數次引發清洗的獨裁衝動。差別只在於，以前用的是秘密警察，你現在用的是郵包。

法拉吉（Nigel Farage）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演戲的機會，大罵這是「對民主的攻擊」。雖然他的言辭總是誇大，但邏輯沒錯：一旦傳遞機制變成了過濾器，系統就會崩潰。這名郵務員那種「被開除也無所謂」的壯烈感，不過是典型的「道德虛榮」——認為自己的個人偏見如此高尚，以至於可以凌駕於法律、契約以及人類社會合作的基本邏輯之上。

他本想當一個為理想犧牲的烈士，結果卻成了證明人類目光短淺的一個鮮活案例。事實證明，當你試圖透過消滅媒介來消滅訊息時，你通常只會讓那個訊息變得更加響亮。

道德的斷頭台：為了救你的靈魂，我得燒你的書

道德的斷頭台：為了救你的靈魂，我得燒你的書

人類有個有趣的劣根性：每當我們遇到令自己恐懼的思想時，第一反應通常不是思考，而是點火。這在人性心理學中是老掉牙的套路——如果邏輯打不過對方，那就把載體給毀了。

對比 17 世紀美國殖民地與英國母國的審查史，就像在看一個「恐怖情人」與一個「冷酷 HR 部門」的差別。在英國，審查是一門生意，核心是國家安全與商業壟斷。皇室其實不太在乎你的靈魂是否墮落，只要你別在背後編排國王的壞話，或者別擋了「文具商公會」那幫壟斷者的財路就行。那是一套專業、官僚且冷冰冰的體系。

然而，大西洋另一端的清教徒們，玩得可就「感性」多了。對他們而言，一本「壞書」不只是政治威脅，更是靈魂的病毒。他們保護的不是國王，而是上帝——準確地說，是他們心中那個嚴厲且不容置疑的上帝形象。當湯瑪斯·莫頓寫下《新英格蘭迦南》時，他挑戰的不只是法律，而是清教徒那套壓抑的集體生活。對於馬薩諸塞州的神權統治者來說，這不是言論自由，這是靈魂層面的生物武器。

從德斯蒙德·莫里斯（David Morris）的演化觀點來看，這無非是一種大規模的「部落修飾行為」。透過禁書，部落劃清了敵我界線，排除了那些「不適格」的成員。這種幽暗的人性至今未變。無論是現代校園的「取消文化」，還是地方政府的圖書館下架清單，背後的傲慢如出一轍：總有一群人認為大眾的智商太低、心靈太脆，經不起那些「錯誤」資訊的考驗。

諷刺的是，歷史證明了：火放得再大，也燒不掉思想。火光反而成了一種聚光燈，告訴全世界：這裡有好東西，快來看。

廉價的代價：當大英博物館遇上北京紅筆

廉價的代價：當大英博物館遇上北京紅筆

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現代啟示錄：那些致力於守護人類文明真相的英國頂尖博物館，為了省下那一半的印刷費，正親手把歷史的橡皮擦交給北京。根據《衛報》報導，大英博物館、V&A 等機構為了追求「高CP值」，將展覽目錄發包給中國廠商，結果卻發現，便宜的墨水背後，附贈的是全套的政治審查。

從商業模型的角度看，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飲鴆止渴。英國文化機構為了節省預算，將知識生產的最後一關——印刷，外包給了一個對地圖和詞彙有著高度「潔癖」的政權。當 V&A 試圖印刷一張 1930 年代的貿易路線圖時，中方業者只因為圖上的中國邊界不符合「現代標準」，就要求刪改。最悲哀的不是中方的強勢，而是英方的「配合」。

跪著省下的印刷費

人性中最陰暗的角落，往往不是明火執仗的掠奪，而是那種「為了方便而退讓」的平庸之惡。館方內部電郵顯示，他們明知這是一張與當前政治無關的歷史地圖，卻因為「紙張已經訂了」、「來不及換廠商」，而選擇了低頭。

• 歷史的整容手術： 如果 1930 年代的現實不符合 2024 年的政治正確，那這段歷史就得消失。

• 廉價的原則： 原來所謂的學術獨立與文化尊嚴，在 50% 的成本價差面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

歷史本該是斑駁且真實的，但當我們容許外國政府對百年前的地圖指手畫腳時，我們已經不只是在印書，而是在販賣靈魂。大英帝國當年用堅船利炮打開市場，如今卻為了省幾張紙錢，被一間印刷廠的電郵嚇得自廢武功。看來，皮卡丘霸佔了我們的童年大腦，而經濟誘惑則閹割了我們的歷史脊梁。如果歷史可以被隨意裁剪，那這些博物館存在的意義，或許也只剩下一座空殼和一張漂亮的發票了。

這是一個關於「省錢省到沒尊嚴」的警世故事。下次你在 V&A 看到那些精美的目錄時，記得提醒自己：你看到的可能不是歷史，而是經過審核後、符合預算要求的「官方幻覺」。

褻瀆法的後門：英國如何用自由換取一個「定義」

 

褻瀆法的後門：英國如何用自由換取一個「定義」

歷史總有一種邪惡的幽默感，只不過被開玩笑的通常是我們。我們現在正陷入一個離奇的循環：英國政府為了止住政治失血，正忙著引進一套來自1980年代巴基斯坦的法律化石。

要理解為什麼英國突然執著於定義「反穆斯林敵意」（Anti-Muslim hostility），你不能看現代的倫敦，而要追溯到1979年的德黑蘭和1980年代的伊斯蘭馬巴德。伊朗革命後，巴基斯坦的齊亞·哈克將軍（General Zia ul-Haq）——一個比起神學更在乎權位的男人——決定將刑法「伊斯蘭化」以換取支持。1986年，他引入了刑法第295C條：這項法律範圍之廣，連「間接」批評先知都可能被判死刑。這根本不是為了保護人，而是為了讓某種意識形態免於受檢視。

英國落入這個坑洞的起點是1989年的「魯西迪事件」（Rushdie affair），當時激進分子意識到「感到冒犯」是一種強大的政治籌碼。快進到東尼·布萊爾在伊拉克戰爭後為了挽回選票的討好行為，再到基爾·史塔默最近因丟失「安全選區」給加薩獨立派候選人而產生的恐慌，我們迎來了現在的官方定義。

諷刺的是，英國將「保護穆斯林群體」（這是有必要的）與「保護伊斯蘭思想」（這是換了包裝的褻瀆法）混為一談，這簡直是在照抄齊亞時代的巴基斯坦。當英國聲稱在打擊極端主義時，它實際上是在為「褻瀆極端主義」背書——這種主義已經讓巴特利（Batley）的老師被迫東躲西藏。

新加坡的對比： 當英國花了數十年時間模糊種族與宗教的界線以討好選票集團時，新加坡走的是一條「強勢世俗主義」的道路。在1964年種族騷亂後，新加坡不只是要求人民友善，還制定了《維持宗教和諧法令》（MRHA）。

與英國那種為單一組織提供「特殊保護」且不斷變動的定義不同，新加坡的方法是嚴格對稱的。你不能侮辱伊斯蘭教，但你也同樣不能侮辱基督教、印度教或無神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將「宗教冒犯」與「政治動員」切割開來。他們不允許宗教成為像「加薩獨立派」那樣讓威斯敏斯特政客瑟瑟發抖的身份政治工具。新加坡很早就意識到英國至今仍搞不清楚的一點：一旦你給了某個宗教一面對抗批評的「盾牌」，你並未創造和諧，你只是為下一場衝突分發了武器。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政府開始定義「敵意」來保護一套信仰體系時，它並不是在保護公民——它只是在向大嗓門的激進分子交保護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