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實驗室：大學如何成為殖民的枷鎖

 帝國的實驗室：大學如何成為殖民的枷鎖

我們總愛將大學浪漫化，視其為超脫塵世的純粹思想殿堂。然而，歷史的真相卻殘酷得多。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倫敦的大學並非什麼象牙塔，而是那台全球提取機的核心處理中心。

帝國的運作從不單靠火藥與蒸汽船，它更依賴數據與紀律。當非洲與亞洲的濕熱氣候被稱為「白人的墳墓」時，帝國沒有撤退，而是成立了倫敦熱帶醫學院。目標絕非人道救援，而是生物維護。如果你想從橡膠園榨取財富，你就得確保你的監工不會死於瘧疾。當時，當地原住民並非被視為病患，而是威脅經濟資產的「疾病儲藏庫」。

接著是為了更精細的控制。亞非學院（SOAS）的成立，並非為了推廣多元文化，而是為了掌握官僚監控的藝術。透過培訓軍官學習在地語言與習俗，英國人能草擬出看似「文明法律」的稅務規則與條約，藉此剝奪當地人的主體性。這是一場以字典與法律文件為武器的殖民。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於倫敦大學學院（UCL）與國王學院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奴役他人的意識形態基礎。透過「外部學位」制度，他們強迫殖民地的菁英接受歐洲中心主義的教育，將其轉化為帝國的知識衛星。更糟糕的是，UCL 將優生學制度化，為帝國提供了偽科學的「證明」，宣稱帝國的統治是生物學上的必然，而非暴力的選擇。

這裡藏著一個極其諷刺的歷史結局：帝國將殖民地的菁英帶到倫敦學習這些統治機制，卻無意間為自己掘好了墳墓。那些用來維繫帝國的工具，最終變成了拆解它的思想武器。這是一個人性傲慢的永恆教訓：我們總以為自己設計的體制能永存，卻從未意識到，我們施加的控制越嚴密，我們就越是在磨利那些終將推翻我們的刀鋒。

十字架與帳簿：信仰與掠奪的歷史聯姻

 

十字架與帳簿：信仰與掠奪的歷史聯姻

綜觀人類史，如果你看見十字架向你走來，最好先檢查一下口袋。從卡哈馬卡的血色沙灘，到殖民帝國的擴張，所謂的「傳播聖道」在歷史上，與其說是靈性使命，不如說是一台高效率的征服潤滑劑。無論是西班牙征服者熔掉印加帝國的藝術珍品，還是後來各式的「文明教化」，信仰擴張與在地資源掠奪之間的緊密連結，從來不是巧合，而是一種精密的商業模式。

歷史上，教會與國家往往是共同創業的夥伴。十字架提供道德合法性，而寶劍提供物流與武力。當西班牙人要求阿塔瓦爾帕國王在臨刑前受洗時，這根本不是為了拯救靈魂，而是為了讓殺戮的行政手續看起來「虔誠」且問心無愧。這就是人類演化中一再重演的劇碼：當我們對資源的原始掠奪本能，遇上一套方便的意識形態時，我們不僅搶劫了對方，還會說服自己是在幫對方一把。

他們改變了嗎？袍子換成了名牌西裝，征服的戰場從馬背變成了董事會。十六世紀那種赤裸的暴力，現在被清洗成體系化的全球資本主義掠奪。今日的「傳教」常常被包裝成國際發展、經濟自由化或人道救援。這些機構學聰明了：直接搶劫太髒、太難看。現代影響力最有效的方式，是綁定利率與貿易協定，而不是火刑架。

人類那種為了壯大自己部落、進而不惜剝削他人的原始衝動，才是那個永遠不變的常數。基督徒，如同任何被強大敘事驅動的群體，始終難以逃脫同樣的心理陷阱：誤以為「我們」的優越性足以合理化我們的支配權。我們並沒有進化到超越掠奪本能，我們只是升級了工具。如果你想尋找信任的依據，別看牆上的教條，要看手裡的帳簿。包裝換了，但那種想從「外人」身上榨取價值的本能，依舊古老而強大。

天朝的迷霧：帝國傲慢的心理機制

天朝的迷霧：帝國傲慢的心理機制

「天朝」觀念，作為支配中國兩千多年對外關係的核心思想，並非僅是單純的政治博弈，而是一座建立在人性脆弱基石上的心理高塔。其根源在於人類群體共有的「自群體優越感」（in-group bias）。如同古希臘人將所有異族貶為「蠻族」以強化自我認同，華夏先民在文明形成的動盪時期，亦利用這種本能將內部的凝聚力推向了極致。

這場制度實驗最令人玩味之處，在於它成功地將原始的部落排外情緒，編織成了一套名為「大一統」與「王道」的宏大哲學。透過「天命」的概念，國家權力將自身的優越感轉化為一種道德義務——彷彿中國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向四夷普及秩序與德行。這種社會工程的陰暗面在於：一旦一個政權將「世界中心」定義為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它便親手切斷了觀察世界的真實視角。

這種觀念的演進，是一場關於心理反饋的循環。只要中國持續位居東亞體系的優勢地位，統治者便能透過「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以物質損耗換取「天朝上國」的虛榮與安寧。在這樣的國家利益結構下，集體自尊與名分往往被置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結構變革之上。這種「倒置」的需求層次，讓帝國在長期平靜的幻覺中，逐漸失去了對外部世界劇烈變遷的敏銳度。

當近代列強的堅船利砲終結了這場長夢時，「天朝」的心理陰影並未消失，反而成了深埋在集體潛意識中的防禦機制。無論在什麼時代，當一個國家將自我意象視為不可撼動的神聖真理，而非一種靈活的戰略工具時，它便陷入了危險的自我封鎖。歷史留給後人最冷酷的教訓是：一個帝國真正的衰敗，往往不是始於版圖的喪失，而是始於它失去了面對世界真實模樣的勇氣。

屠夫的保證書：戈登與蘇州殺降事件

 

屠夫的保證書：戈登與蘇州殺降事件

歷史很少是關於崇高信念的角力；更多時候，它是一場充滿了違約、逃避與偽善的骯髒交易。查爾斯·戈登（Charles Gordon），這位曾被太平軍視為蘇州投降「保證人」的英國軍官，為我們上了一堂關於「策略性消失」的高階課程。他曾對納王承諾，只要交出城門，就能確保百姓免受劫掠。然而，當鮮血開始四濺、城市化為修羅場時，這位高貴的保證人人在哪裡？他極其「精明」地選擇了離開，遠赴無錫，彷彿只要沒親眼看見屠殺，自己的手就不會沾上血跡。

戈登事後留下的備忘錄，簡直是自我美化的傑作。他聲稱自己一無所知，說自己曾嘗試阻止搶劫，卻受制於清軍的阻撓。這套劇本寫得真是得體，畢竟對一個深諳塑造個人傳奇的人來說，責任永遠屬於別人。當時的報紙《中國之友》看透了這一切，直接抨擊戈登的「不作為」本質上就是一種共謀，他利用太平軍的信任完成獻城，隨即又拋棄了防護責任。戈登或許不是親手拿刀的屠夫，但他卻是那個遞刀的人，並在事後用一張漂亮的名片證明自己「並未在場」。

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道德潰敗，這是西方干預他國內政時，那種揮之不去的傲慢與脆弱。太平軍領袖信了戈登，結果換來了滅頂之災。當清軍撕毀協議時，戈登的第一反應不是拔刀維護尊嚴，而是寫封信給李鴻章，然後轉身走向崑山。這再次提醒我們：在權力的賽局裡，「第三方擔保」往往是第一個跳船的。戈登留給蘇州的遺產，不是秩序的維護，而是外國人的信譽破產，以及一個旁觀者在歷史屠場前，那種令人作嘔的沈默。

針對蘇州殺降事件中戈登的角色，根據所提供的《中國之友》刊載之戈登備忘錄及該報刊發的述評，重點摘要如下：

一、 戈登在事發期間的行動與失職

承諾履行失敗： 戈登曾向納王承諾，只要他控制一座城門，便能保證苏州免受劫掠。然而，最終苏州仍遭到焚掠與屠城。

關鍵時刻缺席： 儘管戈登自稱為受降保人，但在投降儀式進行期間，他並未監督協議的履行，反而主動提出要離開苏州前往無錫。

不作為的疑點： 戈登在獻城前急於指揮部隊離開苏州，被《中國之友》質疑是為了規避責任並尋求退路。在受降發生突變後，他也未留在苏州進行進一步交涉，而是選擇前往崑山，僅留下一封短簡給李鴻章。

對「程將軍」的態度： 戈登事後雖對程學啟的撒謊行為表示憤怒與排斥，但在事發當時，他對程學啟提供的部分資訊卻表現出輕信，並未採取強硬手段挽回局面。

二、 《中國之友》的觀點與批評

對戈登的質疑： 《中國之友》認為戈登雖然可能沒有主觀的「騙降」意圖，但他利用太平軍對其信任實現獻城後，隨即逃避履行保人責任，這種「不作為」本質上即是一種欺騙。

缺乏榮譽感： 評論指出，戈登在面對清軍的屠殺時，並未展現出真正的軍人氣概與榮譽感，選擇成為清方「奸佞小人」的同謀。

外國人的信譽危機： 太平軍將領對外國人感到憤慨，認為外國人與清朝（滿洲人）一樣不講信義，欺騙了他們；此舉讓作者感到身為外國人的羞愧。

三、 戈登的自我辯解

備忘錄內容： 戈登在備忘錄中強調自己當時並不知情，聲稱在納王府期間曾阻止清兵搶劫，並在清晨派人求援但遭到清軍阻攔。

事後的反應： 戈登的所有抗議與辯解，皆發生在海內外英文媒體輿論譁然之後；在他個人的原始紀錄中，並未提及在事發當時曾做出任何挽回的努力。

綜合上述，戈登在該事件中的角色備受歷史輿論批評，被視為未能履行保人責任，且在事件處理上存在刻意推諉與逃避行為。

頂級法律僱傭兵：那隻簽字畫押出賣台灣的美國黑手

 

頂級法律僱傭兵：那隻簽字畫押出賣台灣的美國黑手

說穿了，人類就是一種具有強烈領地意識與階級崇拜的靈長類動物，並且擁有將赤裸裸的掠奪包裝成高尚法律儀式的驚人天賦。在遠古的非洲大草原上，當一個衰弱的猴群正被新興的肉食者瘋狂撕咬時，鄰近部落的強壯 Alpha 絕不會出於純粹的人道主義去勸架。牠只會躲在灌木叢裡冷眼旁觀，精算著屍體的價值，然後引導這場暴力，好確保自己最後也能分到一塊帶血的皮毛。到了1895年，這種原始的寄生本能，已經演化成了一項利潤豐厚的現代政商業務——跨國法律諮詢。

大清帝國口中的「科士達」，也就是美國前國務卿約翰·華生·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正是這場演化賽局裡的頂級玩家。他讀過哈佛法學院，當過內戰上校，是美國政壇最精明的拆彈專家。當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得滿地找牙時，走投無路的李鴻章犯了一個靈長類心理學上的致命錯誤：他砸下重金聘請福斯特擔任大清代表團的首席法律顧問，天真地以為靠著這塊美國金字招牌，就能擋住東洋狼群的瘋狂撕咬。

然而，李鴻章沒看懂的是，在冷酷的國際叢林裡，從來沒有江湖道義，只有利益結盟。福斯特一邊點收著大清帝國給他的天價顧問費，一邊在私底下玩起了最高明的雙面間諜遊戲。他與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私交甚篤，書信往來極其親密。福斯特的真正盤算，完美契合了當時華盛頓的亞太戰略：讓日本徹底砸爛大清的防線，等到這個東方巨人失血過多倒地時，歐美列強才能順理成章地踩著它的屍體，逼它吐出更多的通商利益。

在馬關談判桌上，這位美國顧問優雅地坐在李鴻章身旁，用最專業的法律術語，親手編織了大清帝國的終極恥辱。他參與修改了《馬關條約》的每一項條款，白紙黑字地將台灣與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然而，這位法律僱傭兵最冷酷的重頭戲還在後頭。條約簽字後，福斯特並沒有立刻飛回華盛頓度假，反而一路護送李鴻章的義子李經方前往台灣。在基隆外海的日本軍艦上，福斯特一字一句地協助起草了主權交接公文，親眼看著台灣被正式移交給日本台灣總督樺山資紀。

這段荒誕的歷史扒下了國際政治最後的遮羞布。在頂級獵食者的賽局裡，法律從來不是用來保護羊群的盾牌，它只是最聰明的猴子手裡那把擦得雪亮、沒有血腥味的解剖刀，用來在談判桌上，優雅地切割那些瞎了眼的弱者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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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后號的荒野賽局：當革命剛結束，猴群便開始尋找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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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后號的荒野賽局：當革命剛結束，猴群便開始尋找茶葉

說穿了，人類就是一種將「利益最大化」刻進基因裡的領地靈長類動物。在遠古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個部落剛從敵對狼群的包圍中打贏一場生存之戰、奪回領地，這群 Alpha 首領絕不會躺在樹蔭下慶祝永久的和平；牠們會立刻瞇起眼睛，盯著地平線的另一端，尋找下一個可以掠奪的果園。1783年，剛從大英帝國手中死裡逃生的美國人就是如此。獨立戰爭的硝煙還沒散盡，他們手裡握著剛畫好的星條旗，看著空空如也的國庫，體內那份飢渴的資本主義本能已經開始瘋狂作響。

波士頓、紐約和費城的商人們，骨子裡流淌著海盜式的冒險血液。他們站在港口，問出了一個全人類共通的靈長類問題：「我們獨立了，接下來怎麼發財？」這群剛馴化自己命運的猴子，把目光投向了當時地球上最富庶的帝國——大清王朝。

1784年，一群波士頓金主集資建造了「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艘正式開往中國的商船。船上的核心靈魂人物叫山茂召（Samuel Shaw），一個剛從戰場上下來的開國軍官。他搖身一變，成了船上的「大班」——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跨國企業的首席商務代表。在那個沒有蒸汽機、沒有蘇伊士運河的年代，這群聰明的靈長類完全依靠風帆，繞過非洲好望角，在大海裡顛簸了整整六個月，終於扣響了廣州十三行的核心大門。

然而，當時才剛建國的美國，領土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這群北美的「土著」能拿什麼去跟講究精緻文化的乾隆盛世做買賣？答案埋在阿帕拉契山脈的荒野森林裡：花旗蔘。這是一場教科書級的經濟投機秀，山茂召用美國森林裡挖出來的野人蔘，換回了中國精美的茶葉、瓷器與絲綢。這場跨國空手道玩得太過成功，到了1786年，美國政府乾脆把這個「跑單幫的投機客」升格為美國駐廣東的第一任領事。這，就是美中兩百年恩怨情仇的真正起點。

山茂召在日記中冷眼記錄了乾隆晚期的中國見聞。他極具洞察力地指出，當時住在澳門的葡萄牙等西方商人，整天活在對清朝官僚體制無端找麻煩的巨大恐懼中。權力越是絕對，依附在權力底下的寄生蟲就越是神經質。1794年，40歲的山茂召在返回波士頓的途中染上惡疾，死在了他親手開闢的黃金航道上。他用生命證明了一件事：政權與意識形態會不斷更迭，但人類為了利益與一杯茶而跨越地獄汪洋的原始衝動，永遠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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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帝國與陸權帝國：簡單指南

 

海權帝國與陸權帝國：簡單指南

海權帝國（sea empire）和陸權帝國（land empire）的區別，在於其主要的擴張和控制方式。海權帝國透過控制世界海洋和貿易路線來建立其力量，而陸權帝國則透過征服鄰近領土並鞏固對連續陸地的控制來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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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海權帝國？ 

海權帝國，又稱海洋霸權（thalassocracy），是一個其力量建立在海軍實力和對海上貿易控制上的國家。海權帝國不直接征服和治理廣闊的陸地，而是在全球建立港口、殖民地和海軍基地網絡。它的力量來自於控制貨物、資源和通訊跨越海洋的流動。

海權帝國的主要特徵：

• 海軍霸權：一支強大且技術先進的海軍是其最關鍵的資產。

• 貿易導向型經濟：經濟嚴重依賴海上貿易，控制航線並從跨洋運輸的貨物中獲利。

• 分散的領土：其領地通常被水域廣泛分隔，由沿海城市、小島和貿易站組成，而非單一、連續的陸地。

• 間接控制：對遙遠領土的治理可能更為間接，重點在於維持貿易通道，而非完全的政治整合。

例子：

• 大英帝國：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力量並非基於征服一塊巨大的連續陸地，而是基於其海軍霸權，這使其得以在各大洲建立殖民地和貿易站。「不列顛尼亞統治波濤」是對其力量的實際寫照。

• 葡萄牙帝國：一個早期的海權帝國，利用其海軍技術在非洲、亞洲和巴西沿海建立了一系列貿易站和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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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陸權帝國？ 

陸權帝國是一個透過征服鄰近土地來擴大其領土的國家，從而創造一個龐大、連續的受控陸地。它的力量建立在軍事實力、強大的中央政府以及在陸地上投射力量的能力之上。

陸權帝國的主要特徵：

• 軍事實力：一支龐大而強大的軍隊對於征服和控制毗連的領土至關重要。

• 連續的領土：其邊界通常是相連的，便於陸路旅行和通訊。這使得直接的政治和軍事控制更容易實施。

• 資源導向型經濟：經濟通常基於農業、採礦業和其廣闊陸地上的內部資源貿易。

• 直接統治：陸權帝國通常實施直接統治，將被征服的民族同化或在政治上整合為單一國家。

例子：

• 羅馬帝國：一個典型的例子。它透過征服地中海周邊的領土而擴張，但其核心力量是其軍隊以及建設道路和基礎設施以連接和控制這塊龐大連續領土的能力。

• 蒙古帝國：歷史上最大的陸權帝國。它的力量來自其無與倫比的騎兵，橫掃亞洲和歐洲，征服了廣闊的土地並建立了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

• 俄羅斯帝國：主要透過陸地擴張橫跨歐亞大陸，成為一個龐大且連續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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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血腥的黎明：早期衝突與安汶大屠殺（1600-1623）

帝國血腥的黎明：早期衝突與安汶大屠殺（1600-1623）

17世紀初的數十年，見證了歐洲商業新興巨頭——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和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對亞洲利潤豐厚香料貿易的激烈爭奪。儘管兩家公司僅相隔數年成立，但其新興帝國註定要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亞群島這片富饒之地發生衝突。這段時期充滿了不斷升級的小規模衝突、外交爭執，最終，一場殘酷的暴力行為給英荷關係蒙上了長達數代的陰影：臭名昭著的安汶大屠殺。

香料爭奪戰：早期入侵與對抗

繼葡萄牙人的開拓航程之後，荷蘭人迅速在東印度群島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特別是受到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的吸引，這裡是肉荳蔻、肉荳蔻皮和丁香的唯一產地——這些商品在歐洲市場上價值連城。荷蘭東印度公司憑藉其龐大的資本和1602年被授予的準政府權力，積極地壟斷了這些珍貴的資源。他們建造堡壘，與當地統治者簽訂排他性條約，並準備使用武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英國東印度公司雖然稍早於1600年成立，但在競爭中卻處於劣勢。他們最初的企業規模通常較小，協調性較差，且不像荷蘭東印度公司那樣擁有穩定的國家支持或集中的資本。當荷蘭人建立起強大的貿易站和堡壘，如班達奈拉島的拿騷堡（1609年）和戰略要地巴達維亞（雅加達，1619年）時，英國人卻難以站穩腳跟，常常被降級到較小的商館（貿易站），並依賴於捲入歐洲列強競爭的當地權貴的善意。

這種固有的力量不平衡，加上香料貿易的巨大價值，導致了持續不斷的摩擦。英國和荷蘭船隻頻繁遭遇，常常導致騷擾、貨物扣押，甚至海戰。兩家公司都指責對方進行不公平貿易、盜獵以及煽動當地居民反對其競爭對手。賭注高得令人難以置信；控制一個香料島嶼可能意味著巨額財富。

安汶的磨難

安汶島，一個重要的丁香產區，成為這場暗流湧動的緊張關係的焦點。到1623年，在赫爾曼·範·斯佩爾特（Herman van Speult）總督的統治下，荷蘭人擁有堅固的維多利亞堡和大量的軍事存在。英國人則在島上維持著一個較小的商館，這一直是荷蘭人壟斷野心的眼中釘。

這場宿命事件發生在1623年2月。範·斯佩爾特總督聲稱發現了一個日本陰謀，企圖奪取維多利亞堡，並下令逮捕在荷蘭服役的日本僱傭兵。在酷刑下，這些人據稱招供了一個涉及英國貿易商的陰謀。這個「供詞」很快導致英國代理人加布里埃爾·陶爾森（Gabriel Towerson）和其他九名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以及十名日本僱傭兵和一名葡萄牙貿易商被捕。

隨之而來的是殘酷的刑訊過程，這在當時的歐洲法律體系中是一種常見的做法，但在此處卻被用於無情的目的。儘管英國人堅決否認，但通過包括水刑和火燒在內的駭人手段，供詞還是被逼出來了。僅憑這些被迫的供詞，範·斯佩爾特總督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迅速判處被告有罪。

1623年3月9日，加布里埃爾·陶爾森和他的九名英國同伴，以及日本和葡萄牙人被處決。英國人被斬首，他們的屍體被公開展示，以作為嚴厲的警告。

後果與深遠影響

安汶大屠殺震驚了整個歐洲。在英國，這一消息引發了憤怒和恐懼，助長了根深蒂固的反荷情緒。英國東印度公司立即譴責荷蘭人的行為是公然的謀殺行為，並違反了國際協議。詳細描述暴行的宣傳冊廣泛傳播，鞏固了荷蘭人野蠻行徑的敘述。

直接後果是深遠的：

1. 英荷關係緊張： 這一事件成為一個主要的外交導火線，在幾十年內毒化了英國和荷蘭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儘管沒有立即因安汶事件宣戰，但大屠殺的記憶在隨後的英荷衝突中頻繁浮現。

2. 英國東印度公司撤離印度尼西亞： 大屠殺給英國東印度公司上了一堂殘酷的課。意識到他們無法在香料群島的軍事上與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競爭，英國東印度公司做出了一個戰略性決定，大致從印度尼西亞群島撤離。

3. 轉向印度： 這種被迫的撤退產生了一個關鍵的長期影響：它迫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更堅決地將資源和精力集中在印度次大陸。這種轉變，雖然最初是一個挫折，但最終證明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地緣政治上的福音，因為印度提供了比相對較小且被嚴格壟斷的香料島嶼更大、更多樣化的經濟基礎（紡織品，後來是鴉片和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漸在蘇拉特、馬德拉斯、孟買以及後來的孟加拉建立起自己的勢力，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奠定了基礎。

4. 荷蘭東印度公司無可爭議的香料壟斷： 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這次大屠殺有效地確保了他們在17世紀剩餘時間裡對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的無可爭議的控制權。他們已經將主要歐洲競爭對手從香料生產的核心地區清除。

安汶大屠殺是早期全球商業殘酷性質以及為追求壟斷而採用的殘酷手段的嚴峻證明。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它不僅在英荷關係上留下了一道傷疤，也無意中改變了英國帝國主義野心的方向，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英屬印度）的崛起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