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吉普學到的教訓——一位老中國通的親身經歷

 從北京吉普學到的教訓——一位老中國通的親身經歷

對於任何在中國商場打滾多年的人來說，《北京吉普》（Beijing Jeep）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企業案例，更是一堂關於耐心、政治與西方樂觀主義極限的實戰課。作為一位「老中國通」，我回顧那個時代，不只是把它當成歷史，更像是在照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對外合作模式變與不變的一面。

第一個合資企業的夢想

一九七〇年代末到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國汽車公司（AMC）與北京汽車製造廠（BAW）簽約，在首都北京建立吉普車廠。當時西方商界將其視為首個大型中美汽車合資項目，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象徵。對我們那個年代抵達中國的外國人而言，「北京吉普」幾乎成了廣大潛在消費市場與新合作時代的代名詞。

然而從一開始，雙方的期待就錯位了。美國人想像的是向一個崛起中的中產階級銷售吉普，並利用廉價勞動力；而中國領導層則將這個項目視為取得先進汽車技術、培訓人才與外匯渠道的途徑。共產黨在工廠內部的深度介入——透過黨委會與國有管理體系——意味著商業決策從來不只是純粹的生意。

期待落差與政治現實

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合資案成為利益錯位的經典教材。官僚程序、法規變動，以及需要同時滿足北京官員、地方管理層與美國總部等多方利益，拖慢了進度也推高了成本。西方經理人常常低估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日常運作的影響，而中方則很快學會如何利用外資夥伴來提升技術與基礎建設，卻不真正交出控制權。

等到克萊斯勒在八〇年代中期收購AMC時，最初的北京吉普實驗早已步履蹣跚。合資企業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延續下來，但早期那種順暢、互利共贏的夢想已經褪色。對我們這些在現場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沉痛的提醒：在中國，沒有任何交易只是「純生意」。

給今日投資者的警示

如今，北京吉普被視為西方在中國投資的警示故事：對市場邏輯的過度信任、對單向技術轉移的期待，以及對政治風險的輕忽。作為一位老中國通，我在今天關於電動車、人工智慧與高科技合作的討論中，仍能看到類似的思維。

最讓我銘記的是：中國的開放，從來都是有選擇且具策略性的。合資企業是用來「追上」的工具，而不是對外資的慈善。北京吉普的經歷教會了整整一代外國人，要從政策文件的字裡行間讀懂潛台詞，要在董事會之外建立人脈，並接受在中國成功往往意味著緩慢、漸進的累積，而非一夕暴富。

公地悲劇的循環：中國 75 年來的資源博弈

 

公地悲劇的循環：中國 75 年來的資源博弈

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在極端集體所有制與快速私有化之間擺盪。雖然這些階段表面上看起來截然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主線：即「公地悲劇」——個人（或官員）過度開發共享資源，直到其崩潰。

1. 毛澤東時代： 「無所有權」的悲劇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廢除了私有財產，將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公地」。

• 大躍進（1958-1962）： 當村民被強行編入人民公社時，「公共食堂」演變成了一場字面意義上的悲劇。因為食物是免費且「共享」的，人們立即吃光了所有東西。由於沒有人對糧食供應負個人責任，「公地」迅速枯竭，這成了大饑荒的誘因之一。

• 土法煉鋼： 為了完成鋼鐵指標，人們熔化了自己的工具和公社資源來生產無用的生鐵。為了給這些熔爐提供燃料，森林（共享資源）被砍伐殆盡，這是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破壞公共資源的典型案例。

2. 鄧小平與江澤民時代： 「承包制」的悲劇

鄧小平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被認為挽救了經濟，但它也創造了新版的公地悲劇。

• 短期行為： 農民根據短期合同獲得土地。因為他們並不永久「擁有」土地，所以沒有動力去維護土壤肥力。為了在合同結束前最大化產量，他們大量使用化肥，導致土地酸化和地下水污染。

• 鄉鎮企業： 1990 年代，地方工廠遍地開花。由於河流是「公共」財產，每家工廠都排放有毒廢物以節省成本。結果出現了「癌症村」現象——經濟利益是私人的，但環境代價卻由公眾共同承擔。

3. 胡錦濤與習近平時代： 高科技與城市空間的悲劇

即使中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公地悲劇也轉移到了新的領域。

• 共享單車的崩潰（2017）： 在胡與習時代，Ofo 和摩拜等公司將數百萬輛單車湧入城市人行道。因為人行道是公共空間，而單車是「共享」的，使用者並不愛惜，公司也過度投放。這導致了阻塞公共廣場的「單車墳場」。

• 房地產泡沫： 地方政府依賴出讓土地（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來維持財政。這導致了「鬼城」的出現——為了短期的 GDP 增長而過度開發土地，給下一代留下了沉重的債務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