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性的視角：暹羅國王與清朝皇帝在對外交流上的思維差異——以法國接觸為例

 

前瞻性的視角：暹羅國王與清朝皇帝在對外交流上的思維差異——以法國接觸為例

前言

17世紀末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歐洲海洋帝國開始積極向亞洲擴張。當時該地區兩個重要的政權——那萊王（King Narai the Great）統治下的暹羅王國，以及康熙皇帝統治下的清朝——面臨著相同的外部壓力：耶穌會傳教士與外交使節的到來。然而，他們對此的應對策略卻截然不同。那萊王將與法國的接觸視為其前瞻性外交戰略的核心，而清廷則採取了更傾向於防禦與遏制的政策，將這些互動視為維護藩屬體系穩定與國內治安的挑戰。

那萊王：戰略接觸的布局

那萊王的外交策略（以1686年派遣使節前往凡爾賽宮為頂峰）體現了一種「前瞻性」的思維。那萊王認識到暹羅的主權取決於能否在歐洲列強之間建立平衡。

• 多極外交： 那萊王並不單純將法國人視為傳教士或商人；他將其視為制衡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勢力的關鍵夥伴。

• 技術整合： 那萊王訂購4,200面鏡子，並大量委託法國工程師加強暹羅海岸防禦，展現了一種主動適應的思維。他不恐懼西方技術，而是尋求將其「暹羅化」，以增強國家實力。

• 文化互惠： 通過派遣柯薩潘（Kosa Pan）出使凡爾賽宮，那萊王實踐了頂尖的軟實力外交。他深知要作為平等主體立足於國際舞台，暹羅必須展現出其作為一個精緻、高貴且文明王國的姿態。

清朝：維護穩定與中心秩序

相比之下，康熙皇帝與法國的交往則是透過「華夷秩序」的濾鏡進行的。雖然康熙個人對耶穌會士帶來的科學知識深感興趣，但清廷的管理核心在於確保藩屬體系的穩定，對不加限制的外部接觸始終保持警惕。

• 藩屬體系架構： 清朝將對外關係視為「朝貢體系」，外國使節被視為請求天朝恩澤的臣屬。如那萊王那樣將外交使團作為平等主體送往歐洲宮廷的想法，與清朝的帝國意識形態本質上是衝突的。

• 防範與控制： 清廷的政策重點在於透過「廣州制度」來控制外商。當那萊王邀請法國人進入首都並參與軍事事務時，清廷則是竭力將傳教士與商人的影響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與社會界限內，以防止儒家社會秩序遭到侵蝕。

• 內向聚焦： 清廷的思維重點在於鞏固對中國大陸與中亞廣大疆域的統治。因此，海上邊疆被視為一個需要規管的麻煩，而非通往全球力量網路的橋樑。

比較分析：思維方式的後果

這兩種思維方式對兩國產生了深遠影響。那萊王的前瞻性手段雖然大膽，但也伴隨著極大的風險；他在1688年的去世導致暹羅隨後數十年的孤立主義回潮。相反地，清朝審慎的遏制策略為帝國帶來了超過一個世紀的穩定與自給自足。然而，這種遏制政策最終凝固為一種拒絕面對19世紀劇烈技術與地緣變化的慣性，使得清朝在後來的鴉片戰爭中面臨極大的脆弱性。

結語

暹羅的那萊王與清朝的康熙皇帝，代表了在全球化萌芽時期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哲學。那萊王的「外向型」模式旨在透過積極的融合與戰略聯盟來參與世界，將外交視為一種動態的藝術；清朝的模式則優先考慮維護單一的國內秩序，試圖透過嚴格的規管來管理外部互動。歷史證明，這兩種方法都是時代的產物，但兩者間的對比突顯了統治藝術中永恆的挑戰：如何在開放門戶與保持國家完整性之間找到平衡。

1686年的外交與文化交匯：暹羅使節團與「中國風」的萌芽

 

1686年的外交與文化交匯：暹羅使節團與「中國風」的萌芽

前言

17世紀末是一個跨文化探索的關鍵時代，東西方之間的界限透過宏大的外交與精緻的物質交換得以重塑。兩個獨特的現象突顯了這一時期：1686年凡爾賽宮的暹羅使節團（引入了特定的東南亞美學），以及範圍更廣、影響更深遠的「中國風」（Chinoiserie）。儘管在現代歷史討論中兩者常被混為一談，但它們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影響軌跡。

「Siamoises」（暹羅風）與「Chinoiserie」（中國風）的時間與本質區別

「Siamoises」一詞直接源於1686年柯薩潘（Kosa Pan）前往路易十四宮廷的外交使命。暹羅代表團帶來的色彩繽紛、紋理複雜的紡織品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引發了一場針對這些「暹羅風格」織物的短暫時尚潮流。

相比之下，「中國風」（Chinoiserie）是一個更全面、更系統的文化現象。雖然早期的「中國風格」裝飾藝術在17世紀中葉就已出現在歐洲（部分得益於耶穌會的報告與早期的貿易輸入），但該運動在18世紀（特別是洛可可時期）才達到頂峰。1686年的暹羅使節團實際上早於「中國風」作為公認的歐洲藝術運動的廣泛系統性普及；它更像是一個前奏，點燃了法國宮廷對東方美學的渴望。

文化影響的比較

這兩股力量對東西方關係的影響在性質與範疇上有所不同：

• 暹羅使節團（集中的外交火花）： 1686年的使命是一場高度明確、高風險的外交嘗試，旨在制衡荷蘭在亞洲的影響力。其文化影響是集中且強烈的，聚焦於使節的個人魅力以及對其服飾與禮儀的即時迷戀。這是一種真實的交流，但隨著1688年暹羅革命導致國家進入短暫的閉關鎖國，這一進程也隨之終止。

• 中國風（長期的美學重構）： 「中國風」則是西方為了自身消費而對東方進行的一種更廣泛的「重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想像的行為，而非直接、真實的交流。雖然「Siamoises」是來自大城王國的真品，但「中國風」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歐洲人的想像所構成——將幻想中的寶塔、龍與風景應用於家具、壁紙與瓷器上。這反映了西方「東方主義」（Orientalism）傾向，即試圖將東方美學進行分類與改造，以適應歐洲貴族的奢華品味。

結語

「Siamoises」代表了一種短暫、真實的跨文化碰撞瞬間，而「中國風」則代表了西方對亞洲圖案持續的、變革性的（儘管往往是浪漫化的）參與。暹羅使節團是早期全球外交的典範，而隨後的「中國風」運動則展示了西方將東方身分轉化為自身精英階層裝飾語言的能力。兩者都凸顯了一個歷史時代，在那裡，「東方」成為了「西方」追求優雅與精緻願望的一面強大鏡子。

1686年的外交與文化交匯：凡爾賽宮的暹羅使節團

 

1686年的外交與文化交匯：凡爾賽宮的暹羅使節團

前言

1686年是全球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路易十四「大世紀」（Grand Siècle）的輝煌背景下，暹羅王國（今日的泰國）在那萊王（King Narai the Great）的遠見領導下，向法國宮廷發起了一場非凡的外交使命。這不僅僅是為了在東南亞制衡荷蘭與英國殖民勢力的政治舉措，更是一場深遠的文化碰撞，不僅迷住了歐洲精英階層，還在國際關係與物質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使團與接待

那萊王決定派遣代表團是一項卓越的國家策略。該使團由睿智的外交官柯薩潘（Kosa Pan）率領，旨在應對當時印度洋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1686年9月1日，代表團的旅程在凡爾賽宮的鏡廳達到了高潮。

在1,500名宮廷貴族的注視下，這場接待儀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當時的目擊者描述，現場充滿了莊嚴而異國情調的華麗氣息。暹羅使節表現出的行為舉止——一種精緻且非對抗性的外交禮儀——與當時歐洲普遍較為喧囂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贏得了路易十四的高度敬重。太陽王本人亦曾言，這是他在整個統治期間對所有外國使團中最為壯觀的一次接待。

「Siamoise」風潮

除了政治談判，使團的影響力在時尚界體現得最為鮮明。暹羅代表團帶來了當時西方世界聞所未聞的彩色紡織品——繁複的絲綢與編織圖案。

法國貴族向來追求新的身分象徵，他們對這些布料展現了極大的熱忱。這些紡織品被稱為「siamoises」（意指暹羅風格織物）。這些材質迅速融入了17世紀末的高級時裝中，成為一種時尚潮流，法國貴族利用東方的美學圖案來展現其全球化的品味。

鏡子的傳奇連結

最令人玩味的文化交流或許是關於奢侈技術的交易。受到凡爾賽宮鏡廳水晶般宏偉氛圍的啟發，暹羅使團試圖將這項法國創新技術帶回自己的王國。使團向法國玻璃廠訂購了超過4,200面專業鏡子，反映了他們對建築與美學融合的追求。這種計畫在暹羅重建「鏡廳」的構想，展示了大城王國（Ayutthaya）與凡爾賽宮藝術敏感度之間的橋樑，象徵著兩國對宏偉壯麗的共同追求。

結語

1686年的使團遠不止是一場短暫的政治事件；它是大城王國時期暹羅國家高度成熟的明證。通過與歐洲最強大的宮廷進行對等外交，暹羅展現了其在現代旅遊時代到來之前，便已是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參與者。柯薩潘使團的遺產提醒我們，那是一個外交被視為藝術，且思想交流與商品貿易同樣珍貴的時代。

文學遺產的脆弱

 

文學遺產的脆弱

在宏大的歷史劇場中，作家往往只是跑龍套的小角，其畢生心血極易消散於一場大火或時間的漠然之中。這種脆弱性中，隱含著一種奇特而玩世不恭的美感。清代學者葉煒（字松石）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足跡從嘉興的運河，一路輾轉至大阪與東京的繁華碼頭。

松石先生才華橫溢，卻飽受士人階層常見的困窘之苦——空有一身才情，卻無施展之地。他在海外患病期間，於病榻上錄下了《煮藥漫抄》，這部作品不僅是對詩歌的評論，更是他對人性深刻的觀察。然而，對於他那卓越的識見而言，他的一生卻是極其脆弱的：藏書毀於太平天國戰火，生活則在異國漂泊與身心孤寂中搖擺。

歷史充滿了這類人物——那些筆力如鐵的聰明人，卻最終被時間的鏽蝕所抹去。在松石的著作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詩話，更是一種黑暗的真相：即我們自以為「不朽」的作品，往往只是依賴著少數知己的憐憫與堅持，才得以流傳後世。

生活在數位時代的我們，常以「永恆」自居。我們對待數據的方式，彷彿它們是刻在岩石上的真理。但看看這些十九世紀的舊記錄——這些生命碎片的重構，需要現代研究者付出多麼巨大的努力與執著，才能勉強拼湊出一份簡略的生平。歸根結底，我們每個人都在水面上寫字。

《煮藥漫抄》，以下是關於該書及其作者葉煒（松石）的要點總結：

### 1. 作者概況

* **人物背景**：葉煒，字松石，嘉興人。

* **旅日經歷**：曾多次遊歷日本（如大阪、西京、東京），並曾在日本擔任漢學教師。

* **個人境遇**：旅日期間生活清苦且多病（曾患咯血疾），常處於流寓零丁的狀態，但他在海外結交了如福原公亮、小野願等知己。

* **學識與才華**：精通詩文、星象、算術及絲竹，對詩詞有獨到見解，其著作包括《煮藥漫抄》等。

### 2. 《煮藥漫抄》內容與特色

* **書名由來**：作者旅日養病期間，於藥爐旁隨手記下對往哲逸事、詩歌論點的感想，故名「煮藥」。

* **文體性質**：屬詩話類著作，內容包含論詩、論人、對近世逸事的見解以及作者個人詩作。

* **學術價值**：

* **獨具卓識**：作者論詩不盲從世俗推崇，對當時名家（如藏園、船山、仲則）的評價有獨到見解，常與同儕互有共鳴。

* **記錄史料**：詳細記錄了清道光、咸豐年間官場軼事、名流詩文，以及太平天國兵燹後的社會與文化損失（如悼書詩、家族藏書被毀等）。

* **情感真實**：書中不僅展現了作者的憂時之感，也記錄了其兄弟（如兄少雅）及友人（如李墨仙）的詩作與生平，情感真摯，具有「詩史」價值。

### 3. 文化交流與意義

* **中日文化交流**：葉松石作為十九世紀前往日本進行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其詩文在海外受到當地學者（如小野願、福原公亮）的推崇並協助刊刻，促進了當時的中日文化互動。

* **詩詞觀點**：書中強調詩歌應具備「真、超、神、工」的特質，主張詩歌之趣在於真誠，而非刻意追求奇僻或浮華。

* **後世傳承**：該書作為清代詩話作品，因其稀缺性與獨到的藝術見解，受到後世收藏家與研究者的關注（如黃裳等），並在近代曾由同鄉後學進行整理與重刊，以傳承此「十九世紀的老靈魂」。

全球擴張的福音：潮汕地區的一場「企業併購」

 

全球擴張的福音：潮汕地區的一場「企業併購」

在屬靈歷史的記載中，華南地區的基督化常被描繪成一種神聖的召喚。然而，若透過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編著的《華南基督化》（Christianizing South China）來觀察，這更像是一場跨國企業向高風險、高報酬市場進行的精密擴張。現代潮汕地區成了這套結合了社會服務、教育基礎設施及西方地緣政治實力的商業模式的實驗場。

人性決定了人們很少僅僅為了抽象的神學而改變祖傳信仰；他們是為了看得見的好處。傳教士們深諳此道。透過建立學校和醫院——並由雷凱悌（Catherine M. Ricketts）和司考特夫人（Anna Kay Scott）等人領導——教會不只是在拯救靈魂，更是在創造一個新的「基督徒精英」中產階級。比起那些「異教徒」鄰居，這些人更能自如地應對迎面而來的現代世界。這是一場用文化資本換取宗教忠誠的高明交易。

這場事業的冷峻之處在於其時機。傳教活動在鴉片戰爭後蓬勃發展，利用「不平等條約」作為法律盾牌。當傳教士口談和平時，背後支撐他們的是剛剛粉碎中國主權的炮艦。這不單是一場傳教，更是「現代動盪中的發展」；清朝崩潰的混亂，為一種外來的、全新的身分認同生根發芽提供了完美的真空環境。

甚至這場運動的內部政治也反映了企業科層制。從安息日會到浸信會，不同「品牌」的基督教在普寧、饒平等地區爭奪市場佔有率，各自提供稍有不同的救贖方案與社會流動機會。這提醒了我們，即便是最神聖的運動，也受制於人性中更黑暗、更具交易性的一面：對安全、地位以及在現世獲得更好待遇的渴望，無論來世被許諾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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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庭光：泰華社團的支柱與民族統一的發聲者

巫庭光先生作為泰國華人社會的傑出代表，透過其在宗親會、校友網絡及政治倡議中的領導地位，充分詮釋了這一角色。

泰華社團的領導核心

巫庭光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泰國巫氏宗親總會理事長。在此職位上，他成為巫氏宗親的重要紐帶，致力於維護祖先聯繫並增進泰國華人的團結。他的影響力不僅限於家族事務；他同時擔任泰國集美校友會副會長。2004年1月，他曾親自參與接待來自香港的集美校友會訪泰代表團，共同慶祝母校創校90周年，並進一步弘揚校主陳嘉庚先生的「誠毅」精神。

為國家統一發聲

除了社交與文化角色外，巫庭光亦積極參與涉及其祖籍國的政治對話。2005年3月，在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巫先生出席了由泰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曼谷舉辦的大型座談會。

在會上，巫庭光強調，雖然他們出生在泰國並在此安居樂業，但「祖先來自中國，祖國永遠是祖籍國」。他與其他泰華僑領異口同聲地表達了反對分裂運動的統一立場，直言任何試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違背了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心願。

廣泛的聯誼網絡

巫先生的影響力還延伸至區域內的教育組織。他被列為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的永遠榮譽會長或顧問，體現了他對塑造其一代人的教育機構的終身支持。無論是在曼谷豐順會館大禮堂宴請近千名賓客，還是在香港北角參與校友會就職慶典，巫庭光始終致力於架起泰國、香港與中國大陸華人社區之間的橋樑。

透過這些多元身份，巫庭光展示了現代「海外華人」的面貌——一位既忠誠於其居住地泰國，又對文化遺產和民族統一目標有著深厚承諾的僑領。

走進屋內的文明：越南「啦寮」生產迷信與華僑的感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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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啦寮」的陰影

前言

在 20 世紀初，當華僑移民在堤岸與西貢繁華的街區紮根時，他們遇到了一種讓他們感到既悲慘又危險的當地習俗：越南人的「啦寮」（草屋）生產迷信。陳天傑在旅越十年（1922-1931）的見聞中，詳盡記錄了這項深植人心的信仰如何主宰越南女性的生命，以及華僑社會的存在如何最終幫助轉化了這項社會觀念。

「啦寮」分娩的噩夢

這項迷信的核心在於：當地人認為分娩對住宅來說是一件「不詳」的事。人們相信，如果婦女在屋內生孩子，會給家道帶來霉運，導致人口不安，甚至讓住宅不再適合居住。

為了規避這種所謂的詛咒，孕婦在臨盆前必須離開家門。她們被迫尋找：

• 「啦寮」：這是當地語，指為人所棄的殘破草屋。

• 惡劣的環境：這些草屋通常位於卑濕、骯髒的地方，蟲蟻交集。在這種環境下分娩，不僅帶給產婦巨大的痛苦，更常因細菌感染而導致母嬰染病甚至喪命。

陳啟源的慈悲善舉

當時的華商陳啟源（即後來回國在廣東南海創辦第一家現代化機械絲廠的創辦人）目睹此種因迷信帶來的慘劇，深感憐憫。為了減輕這些婦女的痛苦，他採取了實質性的行動：

• 他特地撥款興建了一間足以容納二十多人的大型茅屋。

• 他將此處免費提供給越南婦女居住分娩，雖然仍是草房，但環境遠比那些「啦寮」要乾淨且安全得多。

一場無聲的文化改良

陳啟源提供了物質上的救濟，但更深層的心理轉變則源於堤岸都市化的過程。隨著華僑在當地建立起林立的住宅，當地的越南居民觀察到了一個奇特的現象：

1. 華僑在屋內生產：對華人而言，在自家屋內分娩是自然且吉利的事。

2. 家道並未衰落：越南人親眼看見，華僑家庭即便在屋內生產，生活依然繁榮穩定，並未出現所謂的「不詳」後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觀察起到了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越南民眾逐漸受到感化，明白將產婦留在溫暖的屋內分娩並不會招致災禍。迷信的力量在現實的證明下逐漸瓦解，越南社會也逐漸消除了這項傳統惡俗。

結語

「啦寮」迷信的消除，是文化交流力量的明證。這不是透過強制的法規，而是透過慈善的介入與鄰里間生活實踐的榜樣，共同將一項危險的舊俗送進了歷史的塵埃。這段往事不僅記錄了醫療衛生的進步，更體現了不同族群間深厚的人文關懷。

 

旅越（安南）十年見聞回憶：陳天傑筆下的西貢往事與華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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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十年的時光碎片

前言

《旅越（安南）十年見聞回憶》是陳天傑先生的一部感人至深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在 1922 年至 1931 年間旅居堤岸（Cholon）與西貢（Saigon）的生活。當時年僅十六歲的陳天傑，以清新的視角捕捉了法屬印度支那時期，華僑社會如何與當地社會深度融合並發揮影響力的關鍵年代。

內容大綱：社會面貌的全面掃描

這篇回憶錄透過多個主題視角，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南洋移民圖卷：

1. 居越華僑的歷史概況：追溯從秦漢時期的「中原移民」到明末清初「明鄉人」的政治遷徙歷史。

2. 堤岸的興起與發展：描述華人如何將一片荒蕪的沼澤河岸，建設成商賈雲集的「堤岸」商埠。

3. 法國殖民統治與「幫」制：詳細解析法國殖民者如何利用福建、廣州、潮州、海南、客家「五幫」制度來管理華僑事務。

4. 米業經濟的支柱：記錄華僑在越南稻米出口中的核心地位，特別是著名的「五大火米機」。

5. 教育與文化傳承：述及穗城中學等華校的創立，以及華僑在殖民地背景下對母國文化的堅持。

6. 民俗見聞與社會改良：記錄了諸如越南人「啦寮」生產（草屋分娩）的迷信，以及華僑醫師如何透過中醫藥贏得包括法籍人士在內的尊重。

名言金句：文字中的歷史溫情

陳天傑的文字平實卻富有感染力，深刻反映了華僑與當地人民的緊密聯繫：

論堤岸的由來：「現在稱為堤岸的地方，原是一片荒蕪的雜草沼澤區……華僑商民築堤建街，聚集貿易，故稱『堤岸』。」

論華僑的團結：「五幫之中，雖然各立門戶，但對於社會公益及救災恤鄰等事，卻常有聯繫，互相推動。」

論中醫的神效：「有些法國人也認為中醫、中草藥有不可思議的神效。」——文中記載了法文教師透過中醫「駁骨」保住傷腿，避免了西醫建議的截肢。

論文化同化與改良：「越南人見華僑生產孩子都在自己屋內，漸漸被感化而消除此種迷信（啦寮）。」

結語

陳天傑的回憶錄如同一座歷史長橋，提醒著我們，華僑在越南的歲月不僅是一段奮鬥史，更是一段展現韌性、創新與深刻文化交流的動人故事。

新嘉坡風土記：李鍾玨筆下的現代醫療與殖民社會觀察

 

新嘉坡風土記：李鍾玨筆下的現代醫療與殖民社會觀察

殖民哨所中的現代醫療讚歌

前言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上海文士李鍾玨遠赴新嘉坡探訪好友、領事官左秉隆 。他於1895年集結出版的《新嘉坡風土記》，為後世留下了晚清文人眼中大英帝國海峽殖民地近代化的珍貴觀察 。李氏的筆觸遍及如「驪龍頷下珠」的地理形勢與興盛的胡椒、甘蜜貿易 ，而他最為讚賞的，莫過於西方在公共衛生與制度管理上的成就。

醫學之建築：稱讚西人醫院

李鍾玨在書中以極大篇幅稱讚英人在坡所設的醫院，將其視為「規制完善」與「潔淨無比」的典範 。

• 環境標準：李氏驚嘆於醫院設施的廣闊，指出病房不僅寬敞且通風良好 。

• 病患尊嚴：他觀察到每位病患均設有一榻，並配備長桌與凳子，以便日常食息 。

• 行動自由：與當時中國內地陰暗壓抑的留養所不同，他發現坡中的病人可隨意站立、坐臥或行走，「無拘苦狀」 。

對國內現狀的深刻反思

李氏對新嘉坡醫院的稱讚，實則是對當時中國慈善機構現狀的有力批判。他指出，中國各大城市雖不乏施藥善舉，但房舍往往「偪仄」，且「穢氣薰蒸」 。他直言，無病之人進入此地尚且生病，病者又如何能痊癒 ？他認為若能仿效西人拓地增屋、雇傭打掃夫，其惠民效果將不可估量 。

文化隔閡與現代基礎建設

儘管李氏極度推崇西醫院的規制，他也察覺到華人因文化差異而對西醫治療感到「震駭」而不敢入內 。他特別推舉澳門華商創辦的鏡湖醫院為模範：該院仿效西醫病房分類（分內症、外症、瘋症），卻聘用華醫使用中藥，實現了「仿西人規制而能通其變」 。

除了醫療，李氏亦紀錄了新嘉坡其他現代化設施：

• 公共衛生：英人在西北山區尋找泉源，透過沙濾與鐵管將清水引至人煙稠密處，甚至能通管入屋 。

• 土木工程：他讚揚島上的鐵橋極其堅固，更勝於上海租界之橋梁 。

• 公共安全：設有火警電傳系統與水門澆灌設施，使城市「無大火」之憂 。

結語

李鍾玨的紀錄不單是一本遊記，更是一份現代化的倡議書。透過描繪那「病房潔淨」與「規制完善」的星洲醫院，他為當時的中國讀者描繪了一幅透過建築與管理改革，重塑社會福利與人民健康的宏大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