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下的韌性：印尼歧視性政策對華人社群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

 

壓迫下的韌性：印尼歧視性政策對華人社群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

摘要

在印度尼西亞的歷史進程中，華人社群長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特別是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1966-1998），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同化並限制華人影響力的政策，包括禁止華文教育、壓制文化表達、強制改名以及在公共領域的排斥。這些政策的意圖是削弱華人作為一個獨立族群的身份認同，並限制其在國家政治與經濟中的影響力。然而，本文將探討這些歧視性政策所導致的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在政治與文化上備受壓制，華人社群卻在私人商業領域展現出驚人的經濟韌性與持續的主導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族群間的經濟張力。

關鍵詞

印尼華人，歧視政策，新秩序，同化政策，意想不到的後果，族群經濟，商業韌性，歷史遺產，社會張力，蘇哈托

1. 引言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擁有龐大華人社群的多元民族國家，其與土著（pribumi）社群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歷史的複雜性。自殖民時期以來，華人便因其商業活動而在經濟中佔據顯著地位。然而，這種經濟角色也常使其成為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的替罪羊。特別是在蘇哈托將軍的「新秩序」統治時期，一系列針對華人的政策被制度化，其核心目標是推動華人的同化，並削弱他們在經濟和社會中的獨特影響力。

這些政策包括嚴格限制華文教育、禁止公開的華人文化活動、鼓勵甚至強迫華人改用印尼姓名，以及將華人排除在公共服務部門之外。從表面上看，這些措施旨在削弱華人社群的集體認同與經濟基礎。然而，本文將論證，這些歧視性政策在帶來預期結果的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它們迫使華人將其精力與資源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從而促成了華人資本在印尼經濟中的持續主導，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內部的經濟不平等與族群緊張關係。

2. 新秩序時期的歧視性政策與其意圖

蘇哈托的「新秩序」政權（1966-1998）對華人社群採取了系統性的同化和壓制政策。這些政策旨在透過以下方式來「解決」所謂的「華人問題」：

• 文化與語言的同化：

  • 全面禁止華文學校，迫使所有華人子女接受印尼語教育。

  • 嚴禁華文報刊、書籍及一切華文公共標識。

  • 禁止公開舉行華人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如農曆新年慶典、舞獅、元宵節等。

  • 強烈鼓勵甚至強制華人改用印尼姓名，以消除其族群標識。

• 政治與公共領域的排斥：

  • 華人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務員體系、軍隊和國有企業高層之外，難以進入國家權力核心。

  • 限制華人參與政治組織和選舉。

• 經濟控制與「土著優先」：

  • 雖然不像馬來西亞那樣有明確的股份配額，但政府在貸款、執照和政府合同方面傾向於扶持土著企業。

  • 廣泛存在的「阿里-巴巴」（Ali-Baba）合作模式：華人（Baba）提供資本和商業運營能力，土著（Ali）利用其政治關係和獲取政府資源的便利。這種模式雖然為華人提供了生存空間，但也顯示了他們在制度上的脆弱性。

這些政策的根本意圖是通過去華人化和將華人邊緣化，來鞏固蘇哈托政權的穩定性，並解決其認為的「華人經濟壟斷」與「非忠誠」問題。

3. 意想不到的後果：經濟韌性與私人部門主導

儘管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壓制，但這些政策卻在經濟領域產生了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後果：

3.1 迫使華人轉向私人商業

由於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扶持的產業對華人關閉，華人社群的才華、抱負和資本被引導至更具開放性和競爭性的私人商業領域。這種「擠壓效應」促使華人將其精力更集中地投入到：

• 家族企業的強化： 華人社群強大的家族紐帶和宗親網絡成為其商業發展的基石，提供資金、信息和人力資源。

• 多元化經營： 他們在製造業、零售、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幾乎所有私人經濟領域深耕細作，尋找並填補市場空白。

• 「阿里-巴巴」模式的利用： 儘管是歧視的產物，但這種合作模式也為華人企業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護和進入市場的通道，使他們能夠在複雜的商業環境中運營。

3.2 鞏固經濟主導地位

諷刺的是，儘管面臨歧視，但華人社群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未被削弱，反而可能因其專注於私人經濟而得到強化。許多印尼最大的企業集團（konglomerat）和最富有的個人，都源自華人家族。他們在沒有政府直接扶持的情況下，憑藉其商業 acumen、效率和網絡，在市場中脫穎而出。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悖論：旨在限制華人經濟影響力的政策，卻在客觀上促成了華人資本在私人經濟領域的持續甚至增強的主導地位。

3.3 加劇社會張力與脆弱性

然而，這種經濟上的成功是在政治邊緣化和文化壓制背景下實現的，這也導致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 被視為替罪羊： 華人社群的經濟顯著性，加之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其成為社會不滿和經濟危機時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

• 大規模的反華暴動： 歷史上，印尼多次爆發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最為慘烈的是1965-66年和1998年蘇哈托倒台前後的大規模反華暴動，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這直接反映了政策所造成的族群間經濟鴻溝與社會信任缺失。

4. 後蘇哈托時代的改革與遺產

自1998年蘇哈托政權垮台後，印尼進入民主轉型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被逐步廢除：

• 文化復興： 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活動得以恢復，農曆新年被列為全國性假日。

• 法律平等： 歧視性法規被廢除，華人在法律上獲得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

• 政治參與： 華人開始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儘管其在政治權力層面仍不成比例。

然而，新秩序時期數十年的政策影響深遠，其「遺產」仍在持續：

• 文化斷層： 雖然華文教育和文化復興，但許多中年和青年華人由於過去的禁令，對華文和傳統文化了解有限。

• 結構性不信任： 族群間的社會信任需要時間修復，歷史的創傷依然存在。

• 經濟結構： 華人資本在私人部門的既有地位仍然穩固，這仍然是印尼經濟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徵。

5. 結論

印尼在蘇哈托時期對華人實施的歧視性政策，是國家試圖通過政治手段塑造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些政策旨在同化華人並削弱其經濟影響力，但卻產生了極為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在被排除於公共領域之外後，反而將其能量更集中地釋放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此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功。然而，這種成功是在政治脆弱性和社會緊張的背景下實現的，最終導致了毀滅性的反華暴動。

印尼的經驗為其他多民族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歧視性政策不僅會導致人權問題和文化損失，其經濟影響也可能與預期背道而馳，甚至引發更嚴重的社會矛盾。雖然後蘇哈托時代的改革糾正了許多不公，但歷史遺產的影響仍在持續。理解這種複雜性，對於促進一個真正包容、公平和穩定的社會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