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的禿鷹：盧芹齋與「保護」的代價

 

優雅的禿鷹：盧芹齋與「保護」的代價

在歷史的宏大劇院中，很少有人能像**盧芹齋（C.T. Loo, 1880–1957）**那樣，完美體現了文化鑑賞與殖民時代掠奪之間那種憤世嫉俗的交集。對於大都會博物館和史密森尼學會來說，他是將「神祕東方」帶進西方大理石殿堂的精緻媒介；而對於現代中國來說，他是那個以外科手術般的精準切除國家靈魂，並將其賣給最高出價者的人。

盧芹齋的一生是一場自我重塑的大師課。他原名盧煥文，出身浙江孤兒，1902 年抵達巴黎時身份僅是一名僕役。到了 1908 年，他脫胎換骨，穿上西裝，化身為「C.T. Loo」——一位比歐洲漢學家更懂歐洲漢學家語言的圓滑鑑定家。他洞察了一個人性深處的真相：價值是主觀的，但包裝是絕對的。 他在巴黎心臟地帶委託建造了「紅樓」（Pagoda）——一座位於庫爾塞勒路 48 號、風格浮誇的紅牆中式閣樓。他賣的不只是藝術品，更是為渴望「正宗」文物的西方權貴提供了一種沉浸式的異國體驗。

他的商業模式既天才又具掠奪性。利用 1911 年清朝覆滅後的動盪局勢，盧芹齋經營著一條全球管線，透過北京和上海的倉庫將中國遺產源源不斷地運出。他最臭名昭著的一筆交易——將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兩駿石刻賣給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至今仍是中國記憶中一道猙獰的傷疤。盧芹齋的辯詞是經典的「救世主敘事」：他聲稱自己是在中國內戰期間保護這些瑰寶免遭毀滅。這是一種極其便利的邏輯——藉由肢解一個文化並從中獲利，來宣稱「拯救」了它。

盧芹齋遺產的諷刺之處在於，雖然他在祖國被唾棄為罪犯，但今日中國藝術在西方的極高能見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直到 1949 年共產黨勝利、切斷了他的供應鏈，他才被迫退休，這證明了即使是最優雅的禿鷹，在邊境封閉時也無法覓食。他最終死於瑞士流亡中，留下的檔案揭示了一個既非單純救星、亦非單純竊賊的人：他是一個極端的投機主義者，深知在革命年代，歷史永遠是可以標價出售的。

格蕾絲·唐卡斯特與純真之後：一位史家追尋艾佛列·德瑞「純真年代」背後的模特兒

 格蕾絲·唐卡斯特與純真之後：一位史家追尋艾佛列·德瑞「純真年代」背後的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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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追尋公共紀念碑背後平凡生命的史家，我常常被那些沒有留下姓名、卻成為圖騰的面孔吸引。格蕾絲·唐卡斯特（Gracie Doncaster）正是這樣的人物：她是唐卡斯特家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位，並非透過自己的雄心壯志，而是透過雕塑家艾佛列·德瑞（Alfred Drury）的目光，進入了藝術史。她的形象被凝結在德瑞一八九七年創作的胸像《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之中，這件作品後來成為十九世紀末英國「新雕塑」（New Sculpture）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格蕾絲成長在一個與藝術圈密切往來的家庭。唐卡斯特一家與德瑞是好友，雕塑家的工作室與家庭生活與他們交織在一起，讓他的女兒們自然而然成為他的模特兒。格蕾絲作為最小的女兒，被選為《純真年代》的原型，這尊尺寸不大卻極具表現力的胸像，捕捉了一名孩童既端莊又脆弱的神情。藝術史家班尼迪克·里德（Benedict Read）等人將這件作品視為「新雕塑」的「主要圖騰」之一，而格蕾絲的面容，便成了這場運動的人性面孔。

她的姊妹，克萊莉（Clarrie）與艾爾西（Elsie）·唐卡斯特，也同樣走入德瑞的創作世界。克萊莉與艾爾西曾為其他雕塑擔任模特兒，包括矗立在利茲市廣場（City Square, Leeds）的寓言人物《晨曦》（Morning）與《暮色》（Evening）。三姐妹共同構成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繆思王朝」：她們並非專業模特兒，而是普通的女孩，卻因德瑞之手，被提升為公共藝術中的形象。她們的故事提醒我們，許多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期的雕塑，並非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實家庭中真實孩童的肖像，靜靜嵌入城市空間之中。

格蕾絲的遺產之所以特別動人，在於她的形象如何超越單一物件而不斷複製。《純真年代》以青銅、大理石與石膏等多種媒材存在，並被泰特美術館（Tate Gallery）與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 Museum）等重要機構收藏。從紐卡索到巴黎，這件作品的各種版本在畫廊與拍賣行中出現，每一次鑄造都為同一張精緻的面容帶來不同的光澤。從這個角度來看，格蕾絲的「後代」並非血緣上的子嗣，而是雕塑上的子孫：一組胸像，將她的形象帶往時間與空間的各個角落。

然而，格蕾絲本人的歷史紀錄卻極為稀薄。她主要透過德瑞的作品與隨後的目錄出現；她自己的聲音、她往後的人生、她對自己被塑造成「純真」圖騰的反思，幾乎都已消失。這種缺席本身也是一則歷史教訓：正是那種將面容永恆化的過程，可能抹去面容背後的真人。作為一位史家，我只能在胸像光滑的表面與那些提到「格蕾絲·唐卡斯特，雕塑家友人的女兒」的檔案碎片之間，尋找線索，並思考她如何理解自己在這場雕塑生命中的角色。

格蕾絲·唐卡斯特的故事，是私人生涯如何滋養公共藝術的縮影。她的形象被德瑞之手塑造，再被無數次複製，成為討論童年、美與新雕塑的標誌。但它也引發一個更私密的問題：那個藏在大理石背後的女孩，後來怎麼了？在追尋格蕾絲·唐卡斯特的「後代」時，我找到的並非她親生的子女，而是一系列雕塑——每一尊都是對那個瞬間的紀念：一名普通的女兒，如何在一整個世紀又更久的時間裡，成為純真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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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a list of known versions of The Age of Innocence (bust of Gracie Doncaster) by Alfred Drury, with their media and holding institutions or notable provenance:

Bronze versions

• Bronze bust, c.1896–1897

  • Exhibited at the Royal Academy in 1897; later sold by Phillips, London, on 23 September 1997 (signed and dated 1896).

• Bronze bust

  • Laing Art Gallery, Newcastle upon Tyne, UK

• Bronze bust

  • Manchester City Art Gallery, Manchester, UK

• Bronze bust

  • Harris Museum and Art Gallery, Preston, UK

• Bronze bust on green marble plinth

  • National Trust Collections (held in a National Trust property; object record 1214291)

• Bronze bust, 1911

  • Offered at auction by Christie’s (signed and dated “A. DRURY 1911” on base)

Marble versions

• Marble bust

  • Cartwright Hall Art Gallery, Bradford, UK

• Marble bust

  • Blackbur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lackburn, UK

• Marble bust (formerly)

  • Luxembourg Museum (Musée du Luxembourg), Paris, France (no longer listed there; “formerly in” collection)

Plaster / model version

• Plaster cast bust, 1897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Accession A.31–2000; plaster model used to produce later bronze and marble versions)

These are the principal institutional and documented versions of The Age of Innocence that directly reproduce Gracie Doncaster’s likeness. Additional bronze and marble casts have appeared at auction houses such as Sotheby’s and Bonhams, but the above list covers the main named institutions and significant public‑collection ex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