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兒所裡的宗教裁判：當幼兒成了「犯罪者」

 

托兒所裡的宗教裁判：當幼兒成了「犯罪者」

在行政權力無限膨脹的荒謬劇中，我們似乎迎來了最高潮：當國家開始將一歲女嬰列為「疑犯」，並鼓勵托兒所老師在孩子吵架時撥打 999 報警，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政策的失誤，而是體制性的瘋狂。

人類的行為，特別是童年時期，本質上是一個混亂、試錯、摸索人際邊界的過程。一個幼兒搶走玩具、揮舞拳頭，或者對外在差異感到困惑，那不是什麼「仇恨犯罪」，那不過是人類社會性發展最原始、最粗糙的引擎。然而，現在這套「反種族主義」框架，竟試圖將成年人複雜的權力結構與政治概念，強行套在那些連「分享」都還沒學會的孩子頭上。

這是社會對「思想控制」沈迷後的終極產物。當我們試圖剔除人際互動中所有的模糊地帶，剩下的只有一個冷冰冰、被層層監控的環境。在這樣的規則下，每一個動作都要對照一份政治清單來審核。要求托兒所老師擔任「少年情報員」，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更包容的社會，反而培養了一代人——那些沈迷於舉報者，以及那些被迫活在恐懼中的被舉報者。

歷史上，這種強迫幼兒進行意識形態歸隊的場景並不陌生。悲劇之處在於，這種指導方針竟然將童年玩耍中必然存在的摩擦，視為一種需要國家介入的道德敗壞。當我們開始恐懼孩子最自然、最混亂的天性時，我們就已經喪失了區分「真正危害」與「成長陣痛」的能力。遊戲場本該是學習如何成為「人」的地方，而不是讓權力意志進行社會實驗的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