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政府支出低效的整體方案

 

更智慧而非更精簡：解決政府支出低效的整體方案

關於政府支出的辯論，往往簡化為一個二元選擇：增加或減少支出。然而，正如我們的研究所示，問題不僅在於支出的金額，而在於支出的方式。我們觀察到，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的支出往往更昂貴，這有許多文獻可證，從重大專案的成本超支，到數百萬美元浪費在軟體授權上，都反映出一個「X 係數」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從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說的「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到官僚體制的「繁文縟節」，都突顯了效率激勵機制的根本性缺失。那麼，單純地打造一個「小政府」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答案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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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主張的局限性

雖然減少政府的規模和職能確實可以消除某些方面的浪費，但這並非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一個小政府本質上可能會對諸如基礎設施、教育和國防等公共財投資不足，而這些領域對經濟和社會有很高的回報率。核心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僅僅是規模問題。即使是小政府，也可能存在與大政府相同的官僚低效、缺乏招標競爭以及政治干預等問題。

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於讓政府變得更小，而在於讓政府變得更智慧。這需要一個全面的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低效問題，無論政府的規模或政治體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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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所有政府的普遍解決方案

這些解決方案旨在解決政府採購和管理流程的根本性問題，可同時應用於民主和威權體制。

1. 數據驅動的透明化與問責制：解決激勵機制錯位的關鍵是讓整個過程公開透明。實施開放合約數據標準，可讓大眾追蹤採購合約的每個階段，從投標到完成。這種透明度使得發現哄抬價格和串通行為變得更容易，迫使所有參與者採取更道德的行動。智利在實施開放採購後，IT 成本降低了 28%，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2. **現代化官僚體制與人才：**政府低效往往源於過時、僵化的流程以及人才流失到私營部門的「人才外流」現象。

   • **簡化流程：**減少專案延遲並增加成本的層層審批與「繁文縟節」。在技術和基礎設施專案中採用敏捷、模組化的方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逐步交付價值。

   • **培養專業人才：**為公務員提供專業培訓與發展，特別是在採購和專案管理方面。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和職涯路徑，獎勵創新和效率，而不僅僅是資歷。

3. **基於績效的合約：**擺脫只看完成度而不看品質的固定價格合約。改用將付款與可衡量的績效成果和關鍵績效指標（KPI）掛鉤的合約，以創造一個共享的成功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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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政府類型的量身訂製方案

儘管上述解決方案普遍適用，但實施路徑因政治體制而異。

適用於民主政府

民主體制應利用其制衡優勢來打擊浪費。

1. 立法與法規改革：通過立法來簡化和現代化採購流程，使其更不易受到遊說團體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解決公共選擇理論的問題）。建立獨立、無黨派的監督機構，並賦予其審計與調查支出的權力。

2. **賦予公民監督權力：**培養一種由公眾監督政府的文化。支持調查性新聞、監督組織和開放數據倡議，讓公民成為監督過程的一部分。

3. 戰略性地運用公私夥伴關係（P3s）：P3s 並非萬靈丹，但若透過嚴格的物有所值（VfM）分析，可轉移風險並利用私營部門的專業知識。政府的角色從直接建造者轉變為一個聰明的合作夥伴，專注於確保整體價值的最大化，而非僅僅是最低的初始成本。

適用於威權政府

在公共或立法監督有限的體制中，改革的動力必須來自高層。

1. **集中的問責制與反腐敗：**創建一個強大的、集中的反腐敗機構，直接向政府最高層負責。這個機構必須有權調查和起訴那些從事腐敗或浪費支出的官員，並獲得國家的全力支持。

2. **強制實施效率指標：**為所有政府機構實施強制性的績效指標。領導者需為實現具體的、可量化的效率目標負責，並將獎懲直接與結果掛鉤。這能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創造一個內部的效率激勵機制。

3. **有限度的開放作為控制手段：**雖然完全的民主透明化可能不是一個選項，但政府可以實施有限度的開放合約作為內部控制手段。通過公開部分採購數據，中央政府可以監視下級官員的舞弊和浪費行為，而無需完全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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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低效問題並非一個簡單問題，也無簡單方案。這是一個根植於錯誤激勵和系統性失敗的複雜問題。雖然小政府可能是一些人的政治理想，但實際解決方案在於建立一個更智慧的政府。通過結合普遍的透明化與現代化原則，以及量身訂製的系統性方案，公共支出有可能從浪費的來源，轉變為推動國家進步和創造價值的強大引擎。

福利脆弱性陷阱：為何缺乏「利害關係」危及國家韌性

 

福利脆弱性陷阱：為何缺乏「利害關係」危及國家韌性

英國目前的福利制度設計，即失業和殘障福利金可能顯著高於領取最低工資者的稅後收入，若以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反脆弱」（antifragility）和「利害關係」（skin in the game）概念來看，這是一個明顯不可持續且不公平的案例。若不加以解決，這個體系恐將導致經濟脆弱和社會不公。

不可持續與不公平：塔雷伯的觀點

缺乏「利害關係」：塔雷伯的「利害關係」原則認為，那些制定決策或從體系中受益的人，也應該承擔其行為的後果。在此背景下：

• 對於受益人：當個人從福利中獲得的收入多於從事最低工資工作時，參與生產性勞動的「利害關係」便減弱甚至逆轉了。這不僅缺乏經濟誘因，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產生反誘因，導致人們不願參與勞動力市場。這造成了道德風險，將不工作的成本轉嫁給納稅人，形成一種依賴循環。

• 對於決策者：如果擴大福利規定的政治決策，未能直接與決策者自身的財政後果掛鉤，則會導致「利害關係」的缺乏，從而可能引發不負責任的公共支出。「福利依賴定時炸彈」的長期警示，以及預算責任辦公室（OBR）的警告，都突顯了政策決策與其最終財政負擔之間的脫節。

脆弱性與反脆弱性：一個反脆弱的體系不僅能承受衝擊，還能從中受益並變得更強大。相反，一個脆弱的體系則會受到波動和壓力的傷害。目前的福利體系顯示出顯著的脆弱性：

• 經濟脆弱性：透過降低工作意願並增加對國家福利的依賴（由殘障福利申請激增，特別是精神健康問題的申請所證明），該體系使整體經濟更為脆弱。它減少了生產力勞動力，增加了公共債務（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1,000億英鎊），並轉移了原本可用於創造財富的資源。一個反脆弱的經濟體將自然地鼓勵適應、自力更生和生產性參與，從競爭和需求的「壓力」中蓬勃發展。

• 社會脆弱性：當相當一部分人口發現依賴福利比工作更有利時，它會侵蝕社會契約，並在承擔稅負的勞動公民中產生不公平感。這可能導致社會分裂，削弱社區韌性，而不是建立一個從挑戰中受益的社會。

• 個人脆弱性：儘管出於善意，但對於輕度焦慮、抑鬱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等疾病提供廣泛福利的體系，若不強烈強調積極康復或重返工作，可能會無意中造成個人脆弱性。它可能會消除個人發展韌性和應對機制的動力，使其更依賴外部支持，而非賦予他們克服挑戰和茁壯成長的能力。

不可持續性：殘障福利申請量的每月激增（疫情以來從1.3萬件增至3.4萬件）、焦慮和抑鬱症申請量在五年內增加了三倍，以及預計到2030年健康和殘障福利支出將達到1,000億英鎊（相當於900萬名工人的所得稅總額），這些都明確表明了該體系在財政上的不可持續性。這種趨勢給當前和未來的納稅人帶來了無法承受且不公平的負擔。

不公平性：對於那些付出勞動並繳納稅款的人來說，其收入少於那些完全依賴國家福利的人，這從根本上是不公平的。這種差距損害了工作的價值，產生了不滿，並扭曲了經濟的激勵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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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反脆弱性和「利害關係」的緊急解決方案

為了解決這個「福利依賴定時炸彈」並傳達明確訊息，必須立即進行改革以重新引入「利害關係」並培養反脆弱性：

1. 重新評估輕度病症的福利資格：正如報告所建議，取消針對輕度焦慮、抑鬱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福利補助，目標是每年節省74億英鎊。這為這些個人引入了必要的「利害關係」，促使他們尋求積極康復和重新參與，而非被動依賴。

2. 再投資於積極主動的精神健康服務：關鍵是將大部分節省下來的資金（例如建議的10億英鎊）重新投資於前線國民保健服務（NHS）的精神健康服務，包括對話療法和社區支持項目。這將重心從被動的經濟援助轉向積極的支持，以建立個人韌性和能力，從而培養反脆弱性。

3. 改革工作激勵機制：確保即使是最低工資的工作，其淨收入也始終高於僅依賴福利。這重新確立了就業的根本「利害關係」，並使工作在經濟上更具吸引力。

4. 加強就業支持：實施健全的計劃，積極幫助福利受益人重返工作崗位，提供培訓、就業安置協助和指導。這賦予個人透過獲得技能和獨立性來變得反脆弱。

5. 政策制定者的問責制：引入機制，將有關福利支出的政治決策更直接地與財政責任掛鉤，鼓勵政治家透過透明的預算編制和長期經濟規劃來擁有「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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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民和政治家傳達正確訊息

圍繞這些改革的訊息傳達對於確保公眾理解和政治意願至關重要：

• 對公民：強調這些改革並非旨在削減支持，而是為了增強國家實力，建設一個更公平、更有韌性的社會。要強調目標是賦予個人獨立自主的能力，保護工作的價值，並確保所有公共服務的長期可持續性。將其框定為確保所有人繁榮未來的必要調整，以確保為辛勤工作和貢獻的人提供公平。

• 對政治家：強調解決「福利依賴定時炸彈」的財政必要性與國家安全層面。指出這些改革是避免未來經濟危機、加強英國財政穩定（正如預算責任辦公室OBR所警告）以及確保代際公平的積極步驟。應將其框定為展現強大、負責任領導力的機會，將國家的長期健康置於短期政治權宜之上。訊息應該是：「糾正這一問題是國家最佳選擇，為子孫後代建立更穩固、更公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