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的藉口：為什麼我們愛把失敗歸咎於血統
當杜赫（Thomas Tuchel）將球隊的潰敗歸咎於「英格蘭 DNA」，或是陶傑嘲諷香港人的「小農 DNA」時，他們指的當然不是什麼基因序列。這是一種現代社會的修辭藝術：把複雜的結構性缺失與人為決策錯誤，簡化成一種不可逆轉的、古老的、宿命論式的悲劇。
「DNA」已成為當代最強大的萬用藉口，簡直是科學版的「命中註定」。當我們把民族性格或政治體制的失敗歸咎於基因，等於是宣告放棄責任。既然問題出在基因，那就不需要去改善公共政策、不需要去挑戰扭曲的官僚體系，只需要聳聳肩，感嘆一句「這就是命」。
這是一種對人性演化的徹底誤解。人類並不是按說明書組裝出來的零件，我們是高度適應環境的物種。如果一個群體表現得畏首畏尾，那不是血統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將「冒險」定義為死亡。如果球隊在關鍵時刻總是崩潰，那也不是民族特質的問題，而是他們的內部組織與心理激勵機制早已腐爛。
這種「基因決定論」其實是一種智慧上的怯懦。評論家們喜歡用這種宏大卻空洞的字眼來裝點門面，因為這樣既能顯得自己洞悉世事，又能迴避掉最痛苦的自我反省。我們寧願相信自己是生物學的受害者，也不願承認自己是失敗建築師。畢竟，承認問題出在自己，遠比抱怨祖宗遺傳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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