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在白骨上的公園：我們如何精準地遺忘

 

蓋在白骨上的公園：我們如何精準地遺忘

人類有一種精準的藝術，叫做「遺忘」。如果你想親眼看看這門藝術，去香港西營盤的「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走一遭就夠了。今天，那裡有足球場、籃球場，還有孩子們的嘻笑聲。這是一個城市規劃的勝利，也是一場「集體失憶」的傑作。

在成為公園之前，這塊地是個萬人塚。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舊國家醫院遊樂場成了無數戰爭受難者、餓殍與病患的亂葬崗。1948 年，殖民政府為了推動城市發展，急於清理這份沈重的負債。他們挖出了超過 2,600 具遺骸，與其說是考古，不如說是行政清理。這片土地上的苦難被火化、被遷葬至鑽石山，最終被妥善地歸檔在「行政程序」裡。

為什麼那裡沒有紀念碑？為什麼公園內幾乎找不到任何戰爭受難者的痕跡？

答案很殘酷，也很現實：我們對「正常化」有著近乎病態的渴求。二戰後的香港，重建與經濟發展是唯一的政治正確。將亂葬崗改建為公園，並非為了尊崇亡魂，而是為了潔淨這片空間，好讓生者能安心居住。在香港的文化語境中，人們本能地避開「非自然死亡」之地，但一旦你用足球場與遊樂設施將悲劇覆蓋，那份沈重的創傷便自動轉化成了另一種樣貌：靈異傳說。

這地方確實以「鬧鬼」聞名，但那是一種模糊的靈異，而不是具體的歷史控訴。因為官方選擇忽視當年的飢荒、人吃人的絕望與無數平民的犧牲，這些記憶被迫遷徙到了鬼故事裡。當歷史未被正式安置，它不會消失，它只會變成孩子們在黑夜裡講述的鬼話。

我們這個物種，總是偏好公園的舒適，勝過紀念碑的沈重。我們熱衷於在罪惡的遺址上蓋房子、鋪草皮，天真地以為只要把長椅漆得足夠鮮豔，我們就不必直視腳下深埋的過去。然而，土地是有記憶的，即便官方的銅牌上隻字未提。

燃燒瓶的藝術：香港與混沌的共舞

 

燃燒瓶的藝術：香港與混沌的共舞

2019年那段潮濕的日子裡，香港成了一個冷酷政治實驗的活體實驗室：一個「軟性」威權政體在硬化成鑽石之前能撐多久？而要粉碎穩定的幻象，又需要多少個汽油彈？。這場反送中運動不單是一場抗議，它是對「大陸化」最直接且絕望的反應——這是一個單一政黨國家對這座城市靈魂所進行的「慢動作劫持」 。

最初白衣如海的和平遊行，迅速演變成了「和平」與「暴力」雙重動態的兩極現實 。一方面是公民社會破紀錄的巨型集會；另一方面則是激進化的青年所執行的「策略性暴力」 。這場局勢的諷刺之處在於政府的反應——或說根本沒有反應。當百萬人走上街頭，特首林鄭月娥卻躲進了「制度性失靈」的堡壘，拆毀了本應傾聽民意的機制 。

人性陰暗的一面在此展露無遺，特別是在「721元朗襲擊」中，一種疑似「國家與黑幫聯手」的現象浮現——黑社會與國家行為者據稱在對付手無寸鐵的公民時共同起舞 。這不僅觸犯了法律，更撕毀了社會契約 。歷史教訓我們，當一個政權失去了「表現合法性」並拒絕給予「程序公正」時，它剩下的唯一貨幣就是鎮壓 。

最終，這場運動成了一場由社交媒體推動的去中心化「民粹運動」，將城市變成了快閃突襲與縱火的劇場 。這是一場在商場與地鐵站上演的「文明衝突」 。教訓很簡單：你無法靠胡椒噴霧噴走合法性危機。最終，你得到的只是一個被「終結」而非被「穩定」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