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等級：一場名為「警覺」的集體演出

 

恐懼的等級：一場名為「警覺」的集體演出

英國政府向來喜歡用一種近乎氣象預報的冷靜，來替我們的末日感進行分類。目前，國家恐怖主義威脅級別被定為「嚴重」（Severe）。在官方語言中，這代表攻擊「極有可能發生」。但在一個憤世嫉俗的觀察者眼中，這更像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心理制約實驗。

人類的天性極其有趣。身為那隻褪去了毛髮的「裸猿」，我們之所以能在原始草原生存至今，全靠對草叢中任何風吹草動的過度反應。如今，草原變成了水泥鑄就的轉運站，而草叢間的聲響則成了垃圾桶旁一個「無人認領的包裹」。政府一邊貼上「嚴重」的標籤，一邊叮囑我們要「保持冷靜」，這套心理戰術玩得爐火純青：他們希望你保持足夠的警覺，好充當國家的免費監視器；但又不希望你驚慌到不敢去購物中心消費。

從歷史的角度看，統治者總擅長利用「外部敵人」的幻影來收緊控制權。無論是羅馬時代對「門口野蠻人」的恐懼，還是冷戰時期諱莫如深的警告，其運作邏輯如出一轍：維持一種低度發燒般的焦慮感。這種焦慮為車站裡厚底警靴的巡邏提供了正當性，也讓我們默許了對隱私的層層剝繭。我們用一小片自由，去換取一加侖虛幻的安全感——這是國家經營了數千年的老牌商業模式。

人性中更幽暗的一面告訴我們，其實大眾在潛意識裡渴求這種敘事。它為平庸乏味的週二通勤增添了一抹電影般的張力。我們打量著車廂裡的乘客，在心裡玩起「尋找威脅」的遊戲，那一刻，我們不再是枯燥的上班族，而是業餘的情報官。

官方建議我們要「警覺而不驚慌」。這是一個優美的語言悖論，就像叫你坐在釘床上，卻又要保證皮膚不被刺破。我的建議是：留意陰影，保持幽默，並永遠記住——在歷史的長河中，房間裡最危險的東西通常不是那個沒人管的提包，而是那個拿著夾板、教導你該如何感受恐懼的人。

恐懼的煉金術：當「保鑣」成了「縱火犯」

 

恐懼的煉金術：當「保鑣」成了「縱火犯」

歷史上的「保護費」騙局屢見不鮮，從羅馬的近衛軍到老倫敦的街頭幫派皆然。但最近涉及香港駐倫敦經貿辦（HKETO）的法律案件，揭示了人性中更為狡詐的一面：親自製造那個讓你賺錢的「威脅」。

衞志樑與其拍檔 Alex Lau 的行為，簡直是馬基維利式投機主義的教科書範例。當衞的公司 D5 Security 正領著超過 1.6 萬英鎊的公帑，負責保護訪英的教育局長蔡若蓮時，衞卻在幕後忙著編織險境。他慫恿拍檔在「黃圈」群組內煽風點火，甚至教唆撒謊稱局長要會見中共高官，藉此激起示威者包圍。他這不只是在工作，他是在為自己的服務增值。

這就是人性最陰暗的自私：當一個人意識到那些「花別人的錢」（OPM）的人——例如用公帑支付開支的政府官員——對價格極度不敏感、對風險卻極度焦慮時，這就是一場圍獵。對於官僚來說，恐懼只是一個預算科目；但對於投機者來說，恐懼就是利潤空間。衞一手叫上司「小心」，另一手卻叫拍檔「再吹下啦，蔡局長需要俾人嚇下」，這本質上就是一邊收錢幫人防火，一邊偷偷往人家屋頂扔火柴。

這種自私是全方位的。這證明了一個真理：對於某些捕食者來說，忠誠只是在高價買家出現前的暫時狀態。他們不在乎政治，也不在乎立場，他們只在乎誰手裡握著公帑，以及如何從這群「冤大頭」身上榨出最後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