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刺馬案」歷史探析：晚清權力鬥爭下的政治迷局與理論重構

壹、 導論：晚清第一奇案的歷史定位與研究範疇

1.1 刺馬案事件概述與歷史重要性

同治九年（1870年）夏末，發生在南京城的一起血案，震驚了整個晚清朝野，史稱「刺馬案」。當日約上午十點，兩江總督馬新貽正在南京校場舉行例行檢閱。在看似平靜、秩序井然的場景中，一名刺客突然闖入，手持匕首，迅猛地刺入馬新貽的右脅肋，導致這位高級地方大員當場倒在血泊之中 ¹。

此案不僅是晚清時期重大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場政治風暴。馬新貽是清朝開國二百餘年來，首位在任上被公開刺殺的最高級別地方官員（總督） ²。這一事件的政治衝擊波遠超一般謀殺案，它標誌著地方軍事集團與中央集權矛盾的白熱化。如果連朝廷欽點、位居疆吏之首的總督都無法保證人身安全，中央集權對地方軍事勢力的控制力便形同虛設。因此，刺馬案的發生，直接動搖了同治中興後清廷表面上的政治穩定性，成為晚清政治走向全面失控的一個重要信號。

1.2 研究目的與結構安排：從史實到理論的批判性探討

本報告旨在對刺馬案的史實進行深入梳理，並對流傳至今的各種歷史理論進行嚴謹的文獻回顧與批判性評估。報告將從事件詳情入手，解析馬新貽的政治使命，深入剖析曾國藩作為欽差大臣在審案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最終對私仇論、湘軍陰謀論、以及朝廷遮掩論等三大主流理論進行全面的比較與綜合判定。本研究期望能通過權力鬥爭的視角，為理解這場晚清政治迷局提供一個更為全面和細緻的分析框架。

1.3 晚清中央與地方權力格局：湘軍的崛起與慈禧的忌憚

要理解刺馬案的深層背景，必須認識到太平天國戰爭後清廷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格局變化。由於八旗綠營腐朽不堪，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主力轉向地方團練，其中尤以曾國藩創建的湘軍勢力最為強大。儘管湘軍名義上隸屬於朝廷，但其在戰爭中不斷壯大，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龐大體系，實則擁有高度的獨立性 ¹。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對湘軍深感忌憚，視其為「如芒在背」的威脅。中央政府迫切需要尋找方法來削弱這股地方軍事勢力，以重新確立中央權威。馬新貽的上任與被刺，便是在這一權力鬥爭背景下發生的。

為了清晰界定各方在刺馬案這場權力博弈中的位置，特設以下表格進行分析：

晚清刺馬案核心人物及其政治角色

人物	身份/職位	在刺馬案中的核心作用	政治動機分析
馬新貽	兩江總督	被刺主角，慈禧用來制衡湘軍的棋子。	削弱湘軍、強化中央集權。
張汶祥	刺客/平民	執行者，官方定性為私仇，但被懷疑為幕後勢力利用。	私仇或代人復仇。
曾國藩	欽差大臣/元老	被調回審案，負責政治降溫和收尾，態度低調。	政治自保，維持湘軍體系穩定。
慈禧太后	實際掌權者	案件的最高決策者，傾向於快速結案，避免擴大調查。	維護朝廷威信，但同時忌憚地方軍權。

貳、 刺殺事件始末與官方審理記錄

2.1 同治九年南京校場血案：馬新貽遇刺詳情

刺馬案發生在1870年（同治九年）的南京城。當天，兩江總督馬新貽正在校場對士兵進行例行檢閱。突然，一名身處人群中的刺客高呼冤枉，隨即持匕首快速衝向馬新貽，直刺其右脅肋 ¹。

行兇者得手後，並未倉皇逃竄，反而表現得鎮定自若。他緩緩放下匕首，昂首挺胸，對著驚愕的在場士兵大聲宣告：「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日我張汶祥報仇雪恨，20 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¹。這一番話如巨石投入靜湖，瞬間激起了軒然大波。這種冷靜且主動承擔罪責的行為，極大地簡化了清廷的調查方向。如果刺客選擇逃跑，此案將成為懸案，清廷將被迫進行大規模、牽涉甚廣的政治追查；然而，張汶祥公開提供了「報仇雪恨」這一現成的說法，事實上為潛在的幕後主使者提供了掩護和時間，有效引導了官方審訊朝向私仇方向發展 ¹。

2.2 刺客張汶祥的背景與官方筆錄

刺客張汶祥，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因私人恩怨而報復的普通平民。官方的初步審訊記錄強調他的口供，聲稱他曾因某樁案件被馬新貽定罪，從而心懷怨恨，決意復仇 ¹。

然而，歷史分析普遍認為，張汶祥的身份和動機「遠非表面那般簡單」 ¹。儘管他口口聲聲是私仇，但能夠在戒備森嚴的兩江總督閱兵儀式上成功行刺並從容就擒，其背後必然隱藏著更為錯綜複雜的政治陰謀或江湖網絡的援助。他精確把握政治形勢並選擇不逃跑的行為，令人懷疑其單純性，暗示他可能是被某種勢力所利用，作為承擔政治罪責的「私人復仇者」。

2.3 清廷震怒與首輪緊急處置

刺馬案的影響力巨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使朝廷上下為之震驚，慈禧太后更是「怒發沖冠」 ¹。最初，清廷對此案表現出極度的震怒，急於查清事實以維護中央權威。基於張汶祥的供詞，案件最初傾向於定為私人恩怨。然而，由於受害者是兩江總督這一核心疆吏，朝廷無法僅憑地方審理便草草結案。

2.4 官方結案：張汶祥私仇復仇論的形成與定性

最終，清廷將此案定性為私人恩怨，並迅速將張汶祥處決，達成結案。這種處理方式與案件所帶來的極端政治嚴重性不成比例，成為後世歷史學家和民間輿論質疑的焦點。事實上，快速將此案定性為私仇，是清廷高層在權力平衡下達成的一種政治妥協，目的是避免案件牽扯到地方軍事勢力，從而引發更廣泛的政治動盪。

參、 馬新貽的政治背景與核心使命

3.1 馬新貽的仕途軌跡：從曾國藩幕僚到兩江總督

馬新貽並非一個平庸之輩，他從地方官起步，憑藉「精明強幹的能力」在官場嶄露頭角，是一位被慈禧太后看重的能吏 ¹。他的政治生涯有一個關鍵特點：他曾在曾國藩麾下任職，因此對湘軍的內部情況和派系網絡「瞭若指掌」 ¹。這種背景使他成為中央制衡地方勢力的理想人選。

3.2 慈禧太后的政治考量：對湘軍勢力的忌憚

在太平天國平定後，湘軍作為地方武裝力量，其勢力已經高度獨立，且「盤根錯節」 ¹。慈禧太后深知，如果不對湘軍進行削弱和管控，中央的統治將隨時受到威脅。因此，選擇一位既熟悉湘軍內部、但又不屬於曾系核心人物的官員，成為慈禧的重要戰略。

3.3 馬新貽「軟性清查」湘軍的任務分析

慈禧太后選派馬新貽至南京（兩江總督轄區是湘軍勢力最為集中的地區）的目的非常明確：她將馬新貽比作一把「銳利的楔子」，將他「狠狠地釘入湘軍的陣營之中」 ¹。

馬新貽的核心使命是一場「軟性清理」，這項任務的內容包括削弱湘軍勢力，並深入調查曾國藩兄弟與湘軍之間複雜而難以捉摸的關係網 ¹。他的任務本質上是政治刺探與內部瓦解。這不是簡單的行政或財政清查，而是針對湘軍核心權力網的致命威脅。馬新貽的職位和使命本身就決定了他處於極大的政治風險之中。他的被刺並非偶然，而是他職位所帶來的必然政治結果。這場暗殺行動，充分揭示了湘軍體系內部為自保所具備的高度敏感性和殘酷性。

3.4 馬新貽之死如何影響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

不幸的是，馬新貽的使命尚未深入開展，便被張汶祥的匕首所終結 ¹。馬新貽的死，標誌著中央政府首次針對湘軍核心勢力進行的直接制衡嘗試遭受了血腥且徹底的挫敗。中央失去了一個最有效的制衡工具，導致慈禧太后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折。

肆、 曾國藩奉旨查案：態度、疑點與政治權術

4.1 曾國藩被調回兩江的政治意涵與輿論壓力

刺馬案發生後，朝廷決定調任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上，主持此案的審理。這一決策本身就充滿了政治悖論：讓湘軍的創始人來審理針對湘軍「清查者」的暗殺案，其政治難度極高。令人意外的是，曾國藩在接到調任兩江的指令後，態度「異常低調」，未如外界預期般迅速表態 ¹。他必須在維護湘軍整體安全和回應朝廷政治需求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

4.2 曾國藩審理過程的異乎尋常：從嚴查到速結的轉變

儘管馬新貽曾是曾國藩的部下 ¹，但在審理過程中，曾國藩的政治考量優先於個人情誼和嚴查真相。他深刻理解，無論真相如何，一旦案情牽扯到湘軍高層，都將給湘軍體系帶來滅頂之災。因此，曾國藩的審理策略逐漸從可能的嚴查轉向政治「降溫」和「掩蓋」。

4.3 慈禧太后對此案的態度分析：意圖「不查個水落石出」

曾國藩在回任兩江前曾入京覲見慈禧太后。他迫切希望獲得關於如何審理此案的「詳旨」，但慈禧太后卻出人意料地對刺馬案一字不提，僅囑咐他回任後「好好練兵」，對曾國藩何時啟程也無催促之意 ²。

曾國藩與幕僚趙烈文、薛福成等人在商討時，對於太后這種反常的態度深感奇怪：大清開國二百餘年，總督被刺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而掌權太后卻如此冷淡 ²。幕僚們推斷，慈禧太后「並不想把案子查得水落石出」 ²。

慈禧對真相的迴避，實質上是中央權力面對地方軍事實力的一次戰略性退卻。如果真相證明湘軍高層涉案，朝廷將被迫進行全面清剿，可能引發地方叛亂。因此，慈禧選擇犧牲馬新貽，將原本的政治目的「清查湘軍」轉變為「維護穩定」。她寧願讓曾國藩將案件定為私仇並迅速結案，以換取湘軍體系在名義上的忠誠與帝國表面的穩定。這項決定顯示，在晚清的政治天平上，維護帝國穩定比懲罰謀殺主謀更具效益。

4.4 曾國藩與幕僚對案情的研判與深層擔憂

儘管曾國藩的幕僚們（如趙烈文等人）出於政治好奇心，曾慫恿他追根究源 ²，但曾國藩最終選擇了與幕僚建議相反的低調速結策略。這反映了曾國藩作為資深政治家，對慈禧太后的意圖和中央與地方力量對比的深刻理解。他意識到，此時揭露真相，只會導致湘軍集團與中央的政治決裂，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極大的風險。因此，他必須配合中央，執行一場政治「降溫」和「掩蓋」的任務。

伍、 「刺馬案」的三大主要歷史理論與批判性評估

刺馬案的政治敏感性導致官方紀錄存在重大缺漏與疑點，使得後世對於此案的主謀始終沒有定論。本章將對歷史學界和民間流傳的三種核心理論進行文獻綜述與嚴謹的批判性分析。

三大主要理論對比與論據評估

理論名稱	核心觀點	主要論據支撐	歷史學界批判與疑點
理論一：湘軍集團陰謀論	湘軍高層為阻止馬新貽的「清查」而集體暗殺 1。	馬新貽的清查使命；曾國藩對審案的冷處理；湘軍勢力的強大自保能力 1。	缺乏直接文書證據證明曾國藩或其核心部屬參與決策。張汶祥與湘軍的關係鏈難以證實。
理論二：官方私仇論（深化）	張汶祥為報私怨單獨行兇，或利用私仇掩蓋更深層次的江湖恩怨。	張汶祥的口供和公開宣言：「報仇雪恨」 1；官方審訊記錄。	總督防衛嚴密難以突破；刺客對政治形勢的精確把握令人懷疑其單純性。
理論三：清廷中央借刀殺人論（或遮掩論）	慈禧太后主導或默許速結，掩蓋政治動盪，或暗示朝廷內部有其他勢力參與。	慈禧對查案的「不積極」態度，不想「查個水落石出」 2；大案卻輕辦的結果。	無法解釋張汶祥選擇馬新貽的初始動機；此論將曾國藩視為完全的受害者。

5.1 理論一：湘軍集團陰謀論 (The Hunan Army Conspiracy)

此理論認為，刺殺馬新貽的幕後黑手來自湘軍集團內部。由於馬新貽是慈禧太后安插進來的「銳利楔子」，其使命是展開「軟性清理」，削弱湘軍勢力並調查曾國藩家族關係 ¹。湘軍作為一個擁有高度獨立性和龐大勢力的軍事集團 ¹，具備組織和執行此類高層暗殺的能力以自保。曾國藩在審案時的冷處理和最終選擇速結，也被視為他為了保護湘軍整體體系而進行的政治善後行為 ²。

然而，這一理論缺乏決定性的文書證據，無法直接證明曾國藩或其核心部屬發布了暗殺指令。此外，直接對朝廷欽點的總督下手，風險極高，若失敗將招致朝廷的全面清剿，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湘軍高層或許會傾向於政治上排擠馬新貽，而非採取如此極端的暴力手段。

5.2 理論二：私仇與江湖恩怨論的深化 (The Personal Vendetta Theory)

官方最初將此案定性為私仇，主要依據刺客張汶祥的公開供詞，即他因私人恩怨而「報仇雪恨」 ¹。在民間敘事中，此案常被浪漫化為涉及桃色糾紛或江湖義氣的奇情複仇故事（如後來的京劇和電影版本）。

然而，此理論嚴重低估了馬新貽作為兩江總督的政治地位，以及突破總督府防衛系統的難度。一個單純的私人恩怨，難以解釋張汶祥如何獲得精確情報並成功行刺。因此，歷史學界更傾向於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是私仇被政治利用。張汶祥可能確實存在某種個人的或江湖背景的恩怨（例如涉及走私、鹽務或會黨），但其背後必然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可能是湘軍集團或地方會黨，提供了情報、資源，並確保其行刺後能從容被捕，從而將他塑造成完美的「私人復仇者」來承擔政治罪責。

5.3 理論三：清廷中央借刀殺人論（或遮掩論）

此理論主要關注清廷高層，特別是慈禧太后對此案處理的態度。論據強烈指向慈禧太后對查案的冷淡與反常表現，她明確指示曾國藩不必「查個水落石出」 ²。大案卻輕辦的結果，被認為是朝廷為維護大局穩定而刻意將政治風波降級為刑事案件的處理方式。

雖然此理論有助於解釋案件的最終走向（結案方式），但難以解釋慈禧太后是否有必要以暗殺的方式除掉自己欽點的馬新貽。如果她想除掉馬，直接罷免即可，無需冒著引爆地方衝突的風險採用極端暴力。因此，此理論更準確地應被稱為「朝廷遮掩論」（Imperial Cover-Up），而非「主謀論」。慈禧的目標是削弱湘軍，但當馬新貽被殺後，她的最終政治目標立刻由「清查」轉變為「維穩」。她寧願犧牲真相，讓曾國藩完成這場政治掩蓋，以避免中央與湘軍的全面政治決裂。

陸、 總結與歷史遺產

6.1 刺馬案對晚清政治格局的深遠影響

刺馬案不僅僅是一樁刑事案件，它是晚清中央與地方權力鬥爭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儘管清廷最終將案件定性為私仇，但馬新貽的死實質上是地方實力派——湘軍集團——對中央干預行動的一次強力、血腥的反擊。湘軍集團成功地阻止了中央的「軟性清查」任務。刺馬案後，中央對地方軍事集團的清查行動明顯放緩，湘軍成功地鞏固了其在地方的政治地位和獨立性，為後來的地方軍閥割據埋下了更深的伏筆。

6.2 各種理論的綜合權衡：歷史學家的判定與難題

基於對事件始末、人物動機、以及官方審理過程的批判性分析，本報告傾向於認為，刺馬案是政治陰謀與官方遮掩的複合體。

最可能的歷史圖景是：湘軍內部的某些高層或與其利益密切相關的地方會黨勢力，利用刺客張汶祥的個人或江湖恩怨，實施了這場政治暗殺。刺殺的目的是為了移除馬新貽這位對湘軍權力結構構成致命威脅的清查者。當暗殺成功後，慈禧太后和曾國藩兩大政治力量，雖然動機不同（慈禧為維穩，曾國藩為自保），卻達成了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即必須將此案定性為私人恩怨，以避免朝廷權威與地方軍權發生無法挽回的衝突。

歷史學家在判定此案時面臨的主要難題是核心證據的匱乏。由於案件涉及最高層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集團的自保行動，所有關於幕後指示的文書證據幾乎必然被徹底銷毀或隱藏，導致單一確鑿的歷史定論難以達成。

6.3 刺馬案在民間敘事與通俗文化中的傳播與變形

刺馬案由於其戲劇性和政治敏感性，很快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成為晚清通俗文化中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它通過京劇、小說，以及後來的電影（如《刺馬》）等形式廣為流傳。在這些民間敘事中，案件的情節往往被極度浪漫化和戲劇化，從嚴肅的權力鬥爭轉變為涉及兄弟義氣、桃色糾葛和江湖恩怨的奇情故事。這些變形雖偏離了政治史實，卻反映了民眾對官方「私仇論」的不信任，以及對隱藏在事件背後深層政治黑暗的猜測。

總而言之，刺馬案不僅是一個發生在1870年的謀殺案，它更是晚清中央與地方權力鬥爭、官僚體系腐敗、以及軍閥割據前兆的典型縮影。它清楚地展示了在國家危機後，軍事強人對中央集權的反噬能力，以及朝廷為了維護統治架構所做出的戰略性犧牲與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