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羅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考略

 

暹羅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考略 

曼谷王朝初立，為裕國庫，政府始行個人包稅之法。拉瑪二世年間，包稅範圍擴及酒精之釀造與販售、賭博、漁撈、採集燕窩及船稅等。至十九世紀，包稅制遂成大華商之要業，華人趨之若鶩，以謀巨額稅款。一八三五年，為解國庫虧空之困境，政府納華人披耶殷特拉功之建議，允設賭館及花會館，由包稅商承包國之賭稅及經營賭館事宜。為擴大稅源，以皇室倉庫部門為行政中心之包稅制，於拉瑪三世年間，其包稅項目竟達三十八項之多，包括賭博、彩票、胡椒、蘇木、造船木材、鹽、燕窩等。拉瑪四世年間，更增三十八種包稅項目，如鴉片、生絲、鐵礦及錫礦等，暹羅之包稅項目遂達七十六項之多。暹羅之包稅商，多為華人，其承包大部稅收項目，其中鴉片、賣酒、賭博及彩票等利潤最豐厚之包稅項目，亦由華人承包，且此四項稅收，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竟佔國家總稅收收入之四成至五成之間。拉瑪三世年間，華人包稅商佔六成八強，拉瑪四世年間，華人包稅商至少有二百五十餘位，而泰人僅有五十一人被委任為包稅商，且承包利潤較薄之竹、手推車、木柴等項目。

「華人與包稅制度，顯然密不可分」。諸多華人獲取包稅權後，謀取巨額稅款，遂成富豪。鮑林曾於一八八五年提及一華人富商，「其承包鴉片專賣，及其他九十種稅收」，「單是承包米酒產銷稅，即為其帶來一年四十萬銖之利潤，鴉片專賣亦為其帶來四十萬銖收入，賭場稅之承包，亦給予其如是之收入」。故此，華人為獲取包稅權，競相角逐。稅收以投標方式獲取。對華人包稅商而言，擁有保護人乃投標之前提，而能否中標，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保護人之影響力。部分華商透過各種途徑，自王室、貴族及高官處尋求政治庇護。然則，非所有華商皆能得到暹羅上層社會之政治庇護，同時競標亦為華人包稅商之間一場激烈之競爭，包稅商為獲取稅收代理權，提高得標機率，獲取包稅利潤之最大化，遂展開激烈之競爭。部分包稅商往往與秘密会社合作競標。華人秘密会社開始介入控制贏利甚高之包稅項目，即酒、賭博及鴉片包稅。「隨著包稅制價值之增長，秘密会社在暹羅取得了極其關鍵之社會地位」。個人不敢出價高於華人秘密会社之標，與之競爭包稅。即便是利潤較薄之包稅項目，欲與華人競標者，亦須首先獲得華人秘密会社之允許。秘密会社嚴密之組織與管理，符合賭稅、彩票、釀酒、鴉片等包稅項目之需要，会社成員可以協助維持紀律、秩序、排解糾紛等。透過秘密会社之管道銷售部分產品，可獲取高額之利潤，更有甚者，有些包稅商本身即為秘密会社之頭領。如清邁之潮籍華人專利包稅商杜關勝，既為華人首領，亦為玄天社之首領。宋膠洛之瓊籍華人領袖，乃老洪公司之領導人，並承包賭場稅務。包稅帶來之巨額收入，遂成秘密会社之重要財源，為華人秘密会社之存在，提供重要經濟支撐，使秘密会社在暹羅得以迅速發展。

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可謂互利共生。華商藉包稅制而致富，秘密会社亦藉包稅收入而壯大。此一現象，不僅反映了當時暹羅之經濟狀況，亦揭示了華人在暹羅社會中之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