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包容的盲區：當正義只看得到「膚色」

 

多元包容的盲區：當正義只看得到「膚色」

現代社會所提倡的「多元、平等與包容」（DEI）框架，正陷入一種極其幼稚且危險的二元對立中：亦即將人群粗暴地分為「看得到的少數」（Visible Minority）與「看不到的少數」（Invisible Minority）。波蘭裔的 Nowak 與南亞裔兇手之間的這場悲劇，徹底撕開了這個體制的虛偽面紗。在這場衝突中，雙方其實都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但只有其中一人得到了體制先入為主的同情與庇護。

這起事件暴露了主流社會對「族裔」（Ethnicity）一詞的無知。在當前的政治正確語境下，族裔被懶惰地等同於膚色。然而，真正的族群認同包含了文化背景、歷史創傷、語言隔閡與社會邊緣化。正如華裔、日裔、越裔雖然同屬東亞表徵，卻是完全不同的族群一樣；同為白皮膚的波蘭人在西歐或英國社會中，往往也承受著不為人知的歧視與排擠。

然而，當司法體系與社會輿論被「身份政治」綁架時，正義便不再保持中立。南亞裔的兇手因為擁有「看得到的少數」這一身份，能夠在第一時間大打種族牌，將自己包裝成受害者以迷惑警方；而膚色與主流相同的 Nowak，則因為屬於「看不到的少數」，其脆弱性被體制完全忽略，最終成為這場盲目包容下的祭品。

這正是現代多元包容思想最大的諷刺：它宣稱保護弱者，實際上卻在建立一套基於膚色深淺的「受害者階級制」。當執法機關在辦案時，首要考量的不是客觀事實與罪證，而是當事人的身份標籤是否會引發輿論風暴時，法律就已經變成了政治正確的工具。這場悲劇冷酷地提醒著我們：當體制只願意看見「看得到的弱勢」時，那些隱形的少數族群，註定要在社會的暗角裡，獨自承擔最徹底的遺棄與不公。

他者」的福音：巴色會如何發明了香港客家

 

「他者」的福音：巴色會如何發明了香港客家

歷史鮮少是發生過的事實記錄；它更像是一場行銷活動，推銷我們想要相信的版本。19世紀中葉，瑞士巴色會（Basel Mission）帶著「救贖」這項產品來到香港，意外挖掘到了一座人口金礦：客家人。在教會到來之前，「客家」不過是對「客居之人」的貶稱，本質上是清朝的移工與佔屋者 。然而，透過西方人種學的透鏡以及對組織化信徒的需求，巴色會將這群散落的難民轉化為一個擁有神聖使命的凝聚「種族」 。

以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立基（Rudolph Lechler）為首的傳教士意識到，雖然廣府人和福佬人十分頑固，但客家人——因社會邊緣化且常捲入太平天國運動與土客械鬥——正處於建立新認同的成熟期 。透過羅馬拼音聖經將客家話標準化，並建立像筲箕灣堂和崇謙堂這類「客家專屬」教會，他們不僅救贖了靈魂，更建立了一個品牌 。

人性的諷刺之處在於，我們往往要在陌生人給了我們一個名稱和一套規則後，才意識到自己是誰。「客家想像」並非誕生於梅州的深山，而是在西營盤的城市巷弄中被精煉出來的 。到了1920年代，當一戰迫使德籍傳教士撤離時，當地的客家基督徒並未崩潰。相反地，他們抓住機會「自立」，成立了崇真會以維護其獨特的語言與產業 。事實證明，宗教熱忱往往是精明房地產管理與族群門閥制度的最佳掩護。

今天，我們在現代政治與商業模式中看到了同樣的套路：尋找一個邊緣化群體，給予他們標準化的「聲音」，然後在「賦權」的幌子下鞏固權力。巴色會的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你想控制未來，你得先重寫當下人們的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