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均勢：從石器時代到二十一世紀的暴力與不平等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lter Scheidel：
《大均勢》論略：論暴亂與災劫，乃削平世間不均之術
夫世之不均，由來久矣。自石器草昧，迄於今茲，貧富懸殊，階級森嚴，未有能弭其端者也。然則何以能稍均其勢，使不至天壤之判乎？史家瓦爾特·沙伊德爾氏，著《大均勢》一書，窮搜往哲，博考今世，其論卓犖，足資警策。
沙氏謂，世間不均，非改革所能竟其功，非教化所能臻其境，唯有暴亂與災劫，乃能一舉而削平之。此言駭俗，然稽諸史實，信而有徵。
蓋觀於古，羅馬之衰，非僅政衰兵弱，實乃瘟疫流行，蠻族入侵，生民塗炭，田園荒蕪，於是豪強勢族，亦隨之凋敝，庶民百姓，方得喘息。中世以降，黑死之疫，奪命無算，勞力奇缺，農人身價，遂得昂揚，封建制度，亦受其撼。
若夫近代，兩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年，死傷枕藉，財貨蕩然，於是舊日秩序，土崩瓦解，社會結構，重新洗牌，貧富差距，亦得收斂。若夫共產革命，其慘烈暴虐，更甚於戰，其所經之處，舊有勢力，蕩滌一空，財產重新分配，不均之勢，亦得緩解。
沙氏之論，非謂吾人當崇尚暴力，樂見災劫，乃在揭示歷史之真相，發人深省。蓋人類社會，雖有種種進步，然不均之勢，如影隨形，若無非常手段，實難以撼動。
然則吾人當如何自處乎？沙氏之意，或在警醒世人，當力求改革，消弭不均於未萌，勿使積重難返，以致非暴亂與災劫不足以解決。此乃上策也。若夫坐視不均之滋長，終至釀成大亂，則悔之晚矣。
是故，吾人讀沙氏之書，當深思其言，力行其教，以期社會之和諧，天下之大同。
沙伊德爾的核心論點：唯有「四大均勢力量」——大規模暴力、轉型性革命、國家崩潰和致命瘟疫——才能持續且顯著地降低歷史上的經濟不平等。
沙伊德爾認為，歷史上不平等的常態是持續增長和擴大。各種常見的改革手段，例如和平的政治變革、經濟增長、教育擴張、累進稅制和福利國家的建立，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不平等，但往往是短暫的或效果有限，無法從根本上扭轉不平等擴大的長期趨勢。只有當社會經歷了毀滅性的衝擊時，現有的財富和權力結構才會被徹底打破，從而實現更為顯著的平等化。他將這些毀滅性的力量稱為「四大均勢力量」。
「四大均勢力量」的詳細闡述與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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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暴力 (Mass Mobilization Warfare): 指的是涉及大量人口和資源的戰爭，特別是那些導致國家能力崩潰或社會秩序劇烈變革的戰爭。
- 論點： 大規模戰爭需要國家動員大量資源和人力，這往往導致對富人徵收重稅，以支持戰爭開支。戰爭也可能摧毀資本存量，並創造新的經濟機會，從而縮小貧富差距。戰後的重建和社會改革也可能促進更公平的分配。
- 例子：
- 第二次世界大戰： 沙伊德爾認為，二戰是近代歷史上最強大的均勢力量之一。為了支持戰爭，參戰國實施了高額的所得稅和財產稅，有效地將大量財富從富人手中轉移到國家手中。戰爭也摧毀了大量的私人財產，並導致了戰後福利國家的興起，這些都顯著降低了西方世界的不平等程度。例如，英國在二戰期間的最高所得稅率一度達到 99.25%。戰後，英國建立了國民保健署（NHS）等福利制度，進一步促進了社會平等。
- 第一次世界大戰： 儘管程度不如二戰，但一戰也對歐洲的財富分配產生了顯著影響。戰爭導致了巨大的財政壓力，促使各國提高稅收，並引發了社會動盪，為後來的改革創造了條件。例如，德國在一戰後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債務，但也損害了許多儲蓄者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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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性革命 (Transformative Revolutions): 指的是那些徹底推翻現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革命，通常伴隨著大規模的暴力和財產的重新分配。
- 論點： 革命旨在推翻舊的精英階層，剝奪其財富和權力，並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雖然革命的過程往往充滿暴力和破壞，但其結果通常是財產的重新分配和不平等程度的顯著下降。
- 例子：
- 俄國革命 (1917年)： 俄國革命導致了沙皇制度的崩潰和蘇聯的建立。布爾什維克沒收了地主、貴族和資本家的土地、工廠和其他財產，並將其國有化。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俄羅斯的財富分配格局，極大地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儘管代價是巨大的政治壓迫和社會動盪。
- 中國革命 (1949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後，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私人企業被逐步國有化，舊有的社會階級被瓦解。這場革命也顯著降低了中國的不平等程度，但也伴隨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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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崩潰 (State Collapse): 指的是中央政府權力的瓦解、社會秩序的崩潰以及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和人口流動。
- 論點： 國家崩潰導致財產權得不到保障，貿易和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阻礙，精英階層的財富和權力也會隨之瓦解。在混亂的環境中，原有的不平等結構難以維持，資源可能會被重新分配，或者富人的財富被掠奪。
- 例子：
- 西羅馬帝國的崩潰： 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崩潰導致了長期的政治動盪和蠻族入侵。原有的羅馬貴族和大地主的財富和權力受到嚴重削弱，社會結構變得更加分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頂層的財富集中度。
- 黎巴嫩內戰 (1975-1990年)： 長期的內戰導致黎巴嫩的國家機構癱瘓，經濟活動遭受重創，大量人口流離失所。原有的經濟精英的財富和影響力受到削弱，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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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瘟疫 (Catastrophic Plagues): 指的是導致人口大規模死亡的傳染病。
- 論點： 致命瘟疫導致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的價值上升，而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下降。這使得普通勞動者能夠獲得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待遇，從而縮小與地主和資本家之間的收入差距。瘟疫也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鬆動和權力關係的重新調整。
- 例子：
- 黑死病 (14世紀)： 黑死病在歐洲造成了約 30% 至 60% 的人口死亡。勞動力的大量減少導致工資大幅上漲，而地租下降。這使得農民和勞動者能夠改善其經濟狀況，並削弱了封建地主的權力，為後來的社會變革奠定了基礎。
沙伊德爾的警告與啟示：
沙伊德爾強調，歷史上降低不平等的唯一有效方式都伴隨著巨大的苦難和破壞。他並不是鼓吹暴力或災難，而是希望通過揭示歷史的真相，警示人們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的難度。他的研究表明，和平的改革往往難以觸及不平等的核心，而只有在社會秩序遭受劇烈衝擊時，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才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沙伊德爾的著作也引發了許多討論和批評。一些學者質疑他對某些歷史事件的解釋，以及他對和平改革作用的低估。然而，他的研究無疑為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不平等及其變遷提供了一個深刻而獨特的視角，並提醒我們在追求更公平的社會時，可能面臨的巨大挑戰。他暗示，如果人類無法找到在和平時期有效縮小不平等的方法，那麼歷史可能會以令人痛苦的方式重演。
總而言之，《大均勢》的核心論點是，歷史上不平等的顯著降低並非源於和平的進步，而是毀滅性暴力的結果。通過對大量歷史案例的分析，沙伊德爾闡明了「四大均勢力量」如何深刻地重塑了社會的財富和權力結構，並提醒我們不平等是一個根深蒂固且難以解決的問題。
沙伊德爾的論點僅僅依靠民主選舉制度下和平的權力轉移（例如每 4 或 5 年一次），可能不足以顯著扭轉或持續降低經濟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導致經濟不平等加劇。
沙伊德爾論點的邏輯：
沙伊德爾認為，經濟不平等往往根植於既有的財富和權力結構。在和平時期，這些結構具有很強的自我維持能力。富裕階層通常擁有更多的資源來影響政治進程、遊說政策制定者、投資於能夠帶來更高回報的領域，並將財富傳承給後代。
民主選舉雖然提供了政治參與的機會，但它本身並不能保證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在沒有強有力的結構性改革或外部衝擊的情況下，政治權力的和平轉移可能只是精英階層的輪替，而不會觸及經濟不平等的深層次原因。
民主選舉與經濟不平等的潛在關係：
- 政策制定受利益集團影響： 在民主社會中，利益集團（包括富人和企業）可以透過遊說、政治捐款等方式影響政策制定，使其更有利於自身，從而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
- 選舉週期可能導致短期主義： 政客為了在短期內贏得選票，可能更傾向於推行短期效益明顯但長期可能加劇不平等的政策，而缺乏推動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動力。
- 選民偏好和意識形態： 選民的偏好和意識形態也會影響政策選擇。如果選民對經濟不平等問題的認識不足，或者對政府干預經濟存在疑慮，那麼即使是民主選舉也可能無法產生有效降低不平等的政策。
在維持民主進程的同時，減少或重新平衡經濟不平等的解決方案：
儘管沙伊德爾的分析指出了和平時期改革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民主框架下無法採取措施來減少經濟不平等。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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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有力的累進稅制 (Strong Progressive Taxation):
- 對高收入和高財富徵收更高的稅率，包括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
- 堵塞稅收漏洞，確保富人能夠公平地承擔稅負。
- 例子： 提高最高所得稅率，對高額遺產徵收更高的稅率，限制避稅天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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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的社會福利體系 (Expanded Social Welfare System):
- 提供全民醫療保健、失業救濟、可負擔的住房、教育和育兒支持等公共服務。
- 建立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
- 例子： 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提高失業救濟金的標準和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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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勞工權益和工會力量 (Strengthening Labor Rights and Union Power):
-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確保勞動者獲得合理的報酬。
- 保護工人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 實施更嚴格的勞動法規，保障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福利。
- 例子： 通過法律提高最低工資，加強對企業違反勞動法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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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格的金融監管 (Stronger Financial Regulation):
- 限制金融投機和風險行為，防止金融市場過度擴張和泡沫產生。
- 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防止其利用市場力量獲取不正當利益。
- 例子： 實施更嚴格的銀行資本要求，限制高風險金融產品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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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教育和人力資本 (Investing in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 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教育，確保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 投資於職業培訓和技能提升項目，幫助勞動者適應經濟變化。
- 例子： 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入，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高等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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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政治獻金和遊說活動 (Limiting Political Donations and Lobbying):
- 改革競選資金制度，減少富人和企業對政治的影響。
- 加強對遊說活動的監管，提高政治決策的透明度。
- 例子： 限制個人和企業的政治捐款金額，要求遊說團體公開其活動和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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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競爭政策 (Active Competition Policy):
- 反對壟斷和寡頭壟斷，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
- 鼓勵新企業的進入，打破現有市場的壁壘。
- 例子： 加強反壟斷執法，阻止大型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結論：
雖然沙伊德爾的歷史分析強調了暴力和災難在降低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和平的民主進程就束手無策。通過採取上述一系列積極的政策措施，民主社會仍然有可能在維持政治自由和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減少經濟不平等，實現更公平的社會。
關鍵在於要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和社會共識，推動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以挑戰既有的不平等根源，而不僅僅是進行表面的調整。這需要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以及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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