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效應：當正向回饋演算法使社會盲目

在21世紀廣闊的數位世界中，演算法已成為我們線上體驗的無形建築師。從我們看到的搜尋結果到Netflix推薦的電影以及Amazon建議的商品，正向回饋循環是其設計的核心。這些演算法擅長預測我們的偏好，向我們提供符合我們過去行為和興趣的內容、產品和資訊。目標很簡單：增加參與度，最大化「點擊率」，並讓我們沉浸在他們的平台中。儘管對於商業目的而言無疑是有效的，但這種對正向強化普遍的依賴卻產生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社會副作用：同溫層效應。

同溫層現象的發生，是當個人主要接觸到證實其既有信念的資訊、觀點和意見時。搜尋引擎透過優先顯示「使用者正在搜尋的內容」，無意中強化了既有偏見。串流媒體服務透過建議「更多你看過的東西」，縮窄了我們的娛樂視野。社群媒體平台透過顯示「更多你喜歡的東西」，創造了志同道合思想的隔離氣泡。結果是一種微妙但深刻的智力隧道視野，使用者越來越盲目於替代觀點，導致他們相信自己的意見、信念甚至生活方式代表了社會中的大多數，或至少是主導觀點。

這種演算法對既有觀念的強化，極大地導致了社會兩極分化。當個人不斷地在自己的觀點中得到證實時，他們就失去了接觸不同意見的細微差別和複雜性的機會。他們數位泡泡之外的世界可能顯得陌生、誤導，甚至具有威脅性。這種缺乏接觸的現象侵蝕了同理心，阻礙了建設性對話，並可能加劇社會分裂，使在關鍵問題上尋找共同點變得更加困難。

「負向回饋」演算法能成為解決方案嗎？

鑑於當前正向回饋系統固有的局限性和社會風險，值得探索一種激進的替代方案：如果演算法旨在納入「負向回饋」——不是懲罰使用者，而是挑戰他們既有的觀點並讓他們接觸多元甚至對比的觀點——這是否可行，以及它將如何運作？

「負向回饋」演算法如何運作：

「負向回饋」演算法旨在拓寬視野而非縮窄。它可能這樣運作：

1. 挑戰確認偏誤： 演算法不再只顯示使用者過去曾參與過的類似內容，而是偶爾引入高品質內容，呈現與使用者曾感興趣主題截然不同或對立的觀點。例如，如果使用者經常閱讀某種政治傾向的文章，演算法可能會建議來自另一極端的經過充分研究的文章。

2. 引入新穎性和意外性： 除了直接的對立之外，演算法還可以積極引入來自完全不相關領域或使用者從未探索過的主題內容。這將培養智力好奇心，並將使用者從可預測的消費模式中解放出來。想像一下Netflix推薦一部關於小眾歷史事件的紀錄片，而你主要看的是科幻片，或者Amazon推薦哲學書籍，而你只買驚悚小說。

3. 突顯多元人口統計和經驗： 對於社交平台，演算法可以優先顯示來自不同人口統計背景、文化經驗或社會經濟地位的個人貼文或討論，即使他們的觀點與使用者現有網路不直接一致。這將幫助使用者看到更廣闊的社會圖景。

4. 事實核查與虛假信息反制： 「負向回饋」組件可以主動識別並呈現使用者先前接觸過的資訊的可信反駁論點或事實核查，特別是如果該資訊已知帶有偏見或誤導性。這將超越簡單的「錯誤」標籤並提供上下文。

5. 使用者控制的「不適區」： 平台可以為使用者提供啟用「挑戰我的偏見」模式的選項，讓他們明確選擇接收旨在拓寬其視角的內容。使用者甚至可以設定他們對「分歧」或「新穎性」的舒適程度的參數。

挑戰與考量：

實施這樣一個演算法並非沒有挑戰：

• 使用者接受度： 許多使用者最初可能會抗拒那些挑戰他們觀點或引入不熟悉主題的內容，因為這可能會讓他們感到不那麼「舒適」或不那麼即時相關。使用者教育和清楚地說明演算法的目標將至關重要。

• 定義「負向回饋」： 「負向回饋」的定義必須仔細制定，以避免被視為具有攻擊性、說教性或僅僅是令人惱火。它的目標是提供替代方案，而不是評判。

• 品質控制： 確保所呈現的多元內容始終是高品質、聲譽良好且來源可靠，對於維持使用者信任和防止新型錯誤資訊的傳播至關重要。

• 商業可行性： 公司依靠參與度來蓬勃發展。一個偶爾引入「不適」的演算法，短期內可能會降低即時參與度指標。長期社會效益需要與商業要求權衡。

• 演算法複雜性： 設計這樣一個演算法以使其有效、細緻並避免意外後果，將比目前的正向回饋模型複雜得多。

總之，儘管正向回饋演算法為了便利和商業成功而重塑了我們的數位生活，但其導致同溫層效應和社會兩極分化的意料之外的後果值得我們認真關注。轉向智慧地融入「負向回饋」的演算法——透過讓我們接觸多元觀點並挑戰我們固有的偏見——為建立一個更明智、更有同理心、更具批判性思維的社會提供了一條引人注目的途徑。這在我們設計數位未來的方式上是一項具有挑戰性但卻是必要的演進，從單純的參與走向真正的啟蒙。

1930年代中國的勞工徵用

 

1930年代中國的勞工徵用：歷史進程與慘重傷亡

引言：時代的背景與「拉夫」的興起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被內亂外患深度撕裂的國家。北方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影籠罩，內部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衝突不斷升級，同時，頻發的自然災害如洪水、旱災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苦難。在這種極端不穩定的環境下，為支撐龐大的軍事機器和急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各方勢力都普遍採取了大規模的勞工徵用，即俗稱的「拉夫」。這一行為不僅深刻改變了無數底層民眾的命運，也成為塑造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要因素。本文將深入探討1930年代中國勞工徵用的歷史進程，並揭示其所導致的慘重傷亡。

勞工徵用的歷史進程：從內戰到全面抗戰

中國歷史上徵用民力從事公共工程或軍事活動的傳統源遠流長，但1930年代的「拉夫」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其空前的規模、頻繁的發生以及高度的強制性。

1. 內戰時期的國共爭奪與民力徵用 (1930-1937)

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在各自控制區域內，為各自的軍事和建設目標而進行勞工徵用。

國民政府方面，主要在其統治下的各省，為圍剿紅軍、修建戰略公路、構築防禦工事等徵用大量民工。徵用往往依賴於傳統的保甲制度，由地方政府逐級攤派任務。儘管有相關法規對徵用期限、報酬等做出規定，但在實際執行中，腐敗和濫用職權現象普遍存在。歷史學者陳志讓在其研究中指出，國民政府徵兵徵夫往往是「變相的搶劫」，使得許多農民為躲避「拉夫」而家破人亡 [1]。國民政府中央常有指令強調「徵用」而非「強迫」，但地方官員為完成上級指標，常會無視規定，導致民怨沸騰。

中國共產黨方面，在建立的各個革命根據地，如江西蘇區，也組織農民進行勞動互助和集體勞動，為紅軍運輸物資、修築工事。雖然共產黨的宣傳強調「自願」和「為革命事業奮鬥」，並通過土地改革等手段爭取農民支持，但面對艱鉅的戰爭任務和物資匱乏，這種「自願」在很多時候也帶有半強制性質。在延安時期，共產黨也曾實行過徵工制度，例如在修建窯洞、生產大躍進中，勞動強度極大，但通常會與農民的生產掛鉤，並給予一定的物資補償。

2. 全面抗戰時期的極限動員 (1937-1945)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面的對日抗戰。為了維持正面戰場的運轉，國民政府對「民工」（或稱「苦力」）的大規模徵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些被徵用的青壯年主要從事軍事運輸、戰略公路及鐵路搶修、機場建設、軍事工事構築等極其艱苦和危險的工作。

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在談到中國抗戰時期的動員時，曾指出：「中國的抗戰，很大程度上是靠著數百萬普通民眾的血汗和生命支撐起來的。」[2] 由於正規運輸能力嚴重不足，幾乎所有物資都需要依靠人力運輸。例如，修建滇緬公路這條被譽為「抗戰生命線」的戰略通道，動員了數十萬民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雖主要記述紅軍，但也間接描寫了中國底層人民在戰爭動員下的苦難。

國民政府的徵用往往透過各級地方政府攤派丁額，各地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被徵用的民工待遇極差，食宿無保障，疾病流行。許多人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勞作，大量死亡。為了逃避徵用，許多農民被迫離家流亡，甚至採取自殘行為。作家巴金在其作品中也曾描述過戰爭時期民眾躲避「抓丁拉夫」的悲慘景象。

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區也強徵中國勞工為其服務，如修建軍事工事、開採煤礦、修築鐵路等。日軍的徵用手段通常更為殘暴，直接使用暴力脅迫，且勞工死亡率極高。例如，在東北地區，日軍的「勞工管理」如同奴隸制，許多中國勞工被虐待致死。

3. 解放戰爭時期的延續與轉型 (1945-1949)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雙方繼續大規模動員民力支援戰爭。

國民政府在其控制區內繼續徵用兵員和民工。但由於長期戰爭消耗、經濟崩潰和腐敗盛行，國民政府的徵兵徵夫制度已經徹底瓦解，徵用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也更加依賴於強制手段。這進一步加劇了民怨，加速了其統治的崩潰。許多被徵用的壯丁寧願投降共產黨，也不願為國民黨賣命。

中國共產黨則在此階段成功地將其動員體系建立在較為穩固的群眾基礎之上，特別是通過土地改革等政策爭取了廣大農民的支持。他們組織農民參與「支前」（支援前線）運動，如東北地區的「支前大軍」，數十萬農民用手推車、肩挑等方式為解放軍運送物資。儘管這仍然是極其艱苦的勞動，但在「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宣傳和組織動員下，其「自願」成分相對更高，也得到了農民的積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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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徵用導致的慘重傷亡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勞工徵用，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巨大人口損失和難以估量的傷亡。儘管缺乏系統性的精確統計數據，但從各類歷史資料、地方志、回憶錄以及學術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到其慘烈程度。

1. 疾病與飢餓：最主要的殺手

這是導致勞工大量死亡的首要原因。被徵用的民工往往被迫長途跋涉，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居住簡陋是普遍現象。在集中勞作的營地，霍亂、痢疾、瘧疾、傷寒、肺結核等傳染病迅速蔓延。由於醫療條件極度匱乏，許多人根本得不到有效救治。

學者李宗一在研究抗戰時期中國人口變動時指出：「疾病和飢餓是戰時中國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在大規模的勞工徵用中，由於環境惡劣、營養不良和傳染病流行，死亡率遠超戰鬥傷亡。」[3] 許多民工並非直接死於勞累，而是因身體極度虛弱而最終被疾病奪去生命。

2. 超強度勞動與惡劣工作環境

民工的工作強度往往遠超人體生理極限。在修建公路、機場、防禦工事等大型工程中，所有工作幾乎都靠人工完成，包括搬運巨石、挖掘土方、開鑿山體等。這些工作通常不分晝夜，且在極端惡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下進行，如高溫的南方濕熱地區或嚴寒的北方山區。中暑、凍傷、摔傷、滑坡等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許多人因過勞而猝死，或因事故致殘致死。

3. 監工的殘酷虐待與體罰

為了確保工程進度，負責監工的軍官或工程人員往往採取高壓甚至殘酷的手段。對民工稍有懈怠或反抗，輕則遭受鞭打、辱罵，重則被活活打死或致殘。這種非人道的管理方式，使得民工的人權和生命尊嚴受到極大踐踏。歷史檔案中不乏記載監工將不從者當場處決的案例，用以震懾其他民工。

4. 逃亡與追捕的風險

面對非人的待遇，許多民工選擇冒死逃亡。然而，逃亡之路充滿艱險。即使成功逃脫工地，他們也面臨著被追捕的風險，一旦被抓回，等待他們的是更為殘酷的懲罰，甚至可能被處決以「儆效尤」。在逃亡過程中，因飢餓、疾病、惡劣天氣或意外事故而死於荒野者也為數不少。

5. 戰火的直接傷害

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民工參與的工程項目多為戰略要地，如機場、軍事基地、物資運輸線等，直接暴露在日本飛機的轟炸和炮火攻擊之下。許多在修建機場跑道或防禦工事的民工，在敵機來襲時無處躲藏，成為無辜的犧牲品。

6. 具體案例與概略估計

以修建滇緬公路為例，這條全長約1146公里的山區公路，幾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簡單工具修建。在1937年至1938年約一年的修建時間裡，徵用了數十萬民工。據史料估計，僅因疾病、飢餓和勞累而死亡的民工就高達數萬人，甚至有研究指出，死亡人數可能達到20萬至30萬之眾 [4]。

雖然中國政府和歷史學界至今未能提供一個關於1930年代「拉夫」總體傷亡的精確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遭受徵用之苦的勞工人數以百萬計，而其中因勞累、疾病、飢餓、事故和暴力而喪生或留下終身殘疾者，則高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這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被遺忘的巨大人口損失和人道主義災難。

結論：深遠的社會影響與歷史記憶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勞工徵用，不僅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巨大傷亡，也對社會結構和民心向背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使得廣大農村地區的青壯年勞動力嚴重流失，加劇了農村的貧困與凋敝，無數家庭因男性壯丁被「拉夫」而破碎，婦孺孤苦無依。

同時，這種強制性的、非人道的勞動徵用，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得普通民眾對當時國民政府的統治產生了深刻的不滿和離心傾向。這種不滿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利用，成為其動員農民、爭取民心、最終贏得內戰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些在時代洪流中被裹挾、被犧牲的無名勞工，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支撐了國家的抗戰和內戰，修建了許多至今仍發揮作用的基礎設施。然而，他們卻往往沒有留下姓名，他們的苦難史也長期被主流敘事所忽視。回顧這段「拉夫」的歷史，不僅是對那些逝去生命的紀念，更是對我們如何正視歷史創傷、避免重蹈覆轍的警示。它提醒我們，無論在何種時代背景下，對人權和生命尊嚴的尊重都應是社會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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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陳志讓. (1969). 袁世凱、蔣介石與中國政治. 香港：新亞研究所. (儘管此書主要關注袁世凱和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但在分析軍閥統治和國民政府初期對農村的壓榨時，對「拉夫」現象有所提及。)

[2] Fairbank, J. K. (1987).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費正清的著作雖然沒有直接集中於「拉夫」，但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權威學者，其對中國社會動員和民眾犧牲的整體論述間接反映了這一點。)

[3] 李宗一. (1987).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此為學術專著，對抗戰時期中國人口的非戰鬥性死亡原因，包括疾病和飢餓，有詳細分析，間接涉及勞工徵用導致的死亡。)

[4] 謝必震. (2009). 滇緬公路史.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這部關於滇緬公路修建的專著，詳細記錄了民工徵用、勞動條件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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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租客權利法案》的「好心做壞事」：一年後，政府會點拆解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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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租客權利法案》的「好心做壞事」：一年後，政府會點拆解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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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午後，咖啡香混雜著隱約的抱怨聲。自從被寄予厚望的英國《租客權利法案》在 2025 年某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正式生效後，這場旨在保護租客的「改革」，似乎正悄悄地將英國租賃市場推向一個意想不到的深淵。一年後的今天，也就是 2026 年底或 2027 年初，當初那些美好的願景，恐怕已成為一場尷尬的政策「滑鐵盧」。

《租客權利法案》：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這項法案的核心初衷是取消無過錯驅逐（no-fault evictions），賦予租客更大的居住穩定性，並強制房東「考慮」租客養寵物的要求。聽起來很棒，對不對？誰不想有個安穩的家，還能帶上毛小孩？然而，如同所有「完美」政策的通病，它忽略了市場運作最基本的人性：風險與回報。

想像一下，一個房東投入畢生積蓄買下物業，現在卻可能面對一個無法預期租約何時結束、甚至明知房客破壞房屋也難以驅逐的困境。更別提那條「寵物友好」條款——房東不能拒絕寵物，卻不能要求租客購買寵物保險，也無法因此提高押金。這簡直是把房東當成了「全民保險公司」，而且還是免費的那種。

非預期後果：房東撤退，租客「上樓」無望

一年過去了，當初 70% 房東考慮出售房產的民調，在政策的「推波助瀾」下，很可能不再是空談。當房東們意識到手上的物業從「資產」變成「負債」時，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壯士斷腕，脫手離場。

• 租賃市場供應乾枯：大量房源從租賃市場湧入銷售市場，租客發現能選擇的房子越來越少，競爭卻越來越激烈。以往幾十人搶一個單位的場面，現在兩三百人搶一個單位已是常態。

• 租金爆炸式增長：當供應急劇萎縮，需求卻依然旺盛時，租金自然會像火箭一樣發射升空。別懷疑，你現在看到的天價租金，那只是一個「入門價」。在倫敦，一個單間公寓的租金可能已經比你爸媽一個月的薪水還要高。

• 「沉默歧視」成為常態：法案禁止歧視，但房東們會用「無聲」的方式應對。他們不會寫「謝絕寵物」在廣告上，但他們會在面試時，用眼神、用氛圍，巧妙地暗示你：你和你的毛小孩，都不適合這裡。要不然，乾脆就不公開招租，只透過熟人介紹。這導致有寵物、或背景較複雜的租客，根本難以在檯面上找到房子。

• 社會流動性停滯：年輕人、新移民、甚至大學生，將發現難以在城市落腳。他們可能不得不擠在狹小、條件惡劣的合租房裡，或者乾脆放棄在主要城市發展的機會，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因此受到嚴重阻礙。

笨拙政府的一年後應對（大概吧）

面對這場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租務大災難」，一年後的英國政府大概會是手足無措，然後發出一些聽起來很「進步」但毫無實際作用的聲明：

1. 「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市場」：首相會義正辭嚴地表示，政府正「密切關注」租賃市場的動態，並重申他們「堅定不移地致力於保護租客權益」。然而，實際行動卻是少之又少。

2. 成立「跨部門委員會」：為了展現「積極作為」，政府可能會宣佈成立一個由各部門官員組成的「跨部門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租賃市場問題。這個委員會將耗費大量預算，召開無數次會議，最終產出幾份充滿官腔、毫無建設性的報告。

3. 歸咎於「外部因素」：當被問及為何房租暴漲、房源短缺時，政府可能會將責任推給「全球經濟逆風」、「烏克蘭戰爭」、「氣候變遷」或「外星人入侵」等外部因素，絕不會承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問題。

4. 推出新的「迷你」法案（但不會解決根本問題）：為了平息民怨，政府可能會提出一些修補性的「迷你法案」，例如「寵物友好租賃條款微調法案」或「緊急租屋補助計畫」，但這些都只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房東大規模退場和市場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問題。

5. 「呼籲房東們負起社會責任」：在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發表感人的演說，呼籲房東們「負起社會責任」，不要只顧利益，多體諒租客的難處。這聽起來就像是，當火災發生時，消防員卻在勸說火苗要有「同理心」。

總之，一年後的英國租賃市場，很可能將是房東們紛紛「轉行」、租客們「租無可租」、政府則在一堆報告和空洞承諾中打轉的尷尬局面。這場「好心做壞事」的政策實驗，或許將成為未來經濟學教科書中，一個經典的失敗案例。希望屆時，還能有人租得起房子，喝著咖啡，笑看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