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悖論：當支票簿遇上子宮的罷工
現代政府正陷入一場瘋狂的、耗資數十億美元的豪賭，試圖賄賂公民去完成一件過去是免費且出於本能的事：繁衍。從北歐的「育兒國家」到東亞那些拼命灑錢的補貼政策，結果已經揭曉：慘不忍睹。政府發現，你可以透過徵稅把人變窮，但你無法透過補貼讓人想生。
北歐模式把人類當作高級牲畜來對待——只要提供足夠的高級乾草（育兒假）和乾淨的馬廄（國家資助的托兒所），他們肯定會繁衍。這在某種程度上有效，但它忽略了一個生物學現實：過度的安全感往往帶來的是安逸，而非生殖。當集體保障了你的生存，透過後代來建立「個人保險」的原始衝動就消失了。
在西方，策略則是「進口」。如果本地人不生，就直接引進那些仍保有生物動能的外來者。這是一個經典的商業手段——將養育人類這種既麻煩又昂貴的工作「外包」給開發中國家。但正如我們所見，你可以引進勞動力，卻無法輕易融合隨之而來的深層部落主義。歷史告訴我們，缺乏共同價值觀的人口結構改變，通常會以「自發性的動盪」收場。
至於東亞模式，則像是在著火的建築上扔硬幣。日、韓、台在一個競爭極端殘酷、新儒家色彩的肉磨子社會裡提供津貼。這些社會將生活變成了一場爭奪地位與房產的高風險競賽。在一個兩房公寓需要耗盡一生奴役才能換取的環境下，人類這種動物做出了一個理性且憤世嫉俗的選擇：拒絕帶一個競爭者來到這個籠子裡。
更黑暗的真相是：人類最愛生育的條件只有兩個——絕對的希望，或絕對的必要。當我們將家庭生活變成政府預算表上的一個項目時，我們已經剝奪了它的原始意義。我們用「計算後的稅收抵免」取代了「自私的基因」，而基因正節節敗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