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與維新派，皆為中國近代政壇之重派。
洋務派立足封建，取西方器物以護舊制；維新派本資本，師異域政法而求變。
二派分歧初微，然社會矛盾激化，則異見益顯，遂於論戰中劃界清晰。今試列十端，以證維新派乃批判洋務派而興，非其繼承也。
一、體用之辨
中國哲學有體用之論，洋務派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謂中國文教風俗皆優於異邦，所短者唯船炮機械，故取其器，存其道，恪守封建綱常。維新派斥其謬，嚴復云：「體用一物，有牛體則負重，有馬體則致遠，未聞牛體而馬用也。中西學異，如面貌之殊，強合則俱亡。」維新派則倡「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欲效彼得、明治革舊圖新，主立議院於京師，變法度於紫禁城，此與洋務派截然異途。
二、尊君與尊民之分
維新派欲破封建專制，倡君受法約，與民共議國政。嚴復曰：「國為民公產，王侯不過民之僕隸，歷代君主皆竊國之大盜耳。」譚嗣同言：「君末也，民本也。」民可擁君，亦可廢君，動搖皇權至上之論。洋務派懼之若洪水猛獸，張之洞譏曰：「民權倡則愚民喜，亂民作，紀綱廢，大亂四起。」洋務派尊君抑民，維新派則限君興民，梁啟超痛斥其「知有兵而不知有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洋務派之偏失可見矣。
三、購械之利害
洋務派崇尚船堅炮利，以為自強之道，李鴻章謂：「中國無鐵甲，則無自強。」然大量購械，徒肥洋商與官僚買辦，維新派則見其中弊端，梁啟超云：「一鐵甲之費，可資學堂十載，一快船之費，可譯西書數百。」且清軍械制紛雜，臨陣不統，御外侮不足，鎮民變有餘，洋務派之務實為買辦斂財，非真國策也。
四、求富與利民
洋務派求富，然所圖者饋饷，非惠民。李鴻章曰：「欲自強必裕饷，裕饷則興商。」然商務所利，入於軍械，而非民生，梁啟超痛斥：「今之言洋務者，惟知購船購炮，而壓工商，削民利。」嚴復則謂：「富強者，實為利民，然利民必自自由始。」洋務派求富之虛偽，維新派則見其弊，欲以商治國，通民利，乃資本之道。
五、官辦與民辦之爭
維新派反對官督商辦，主張企業歸民，洋務派則以官督壟斷工商，封閉民間發展。梁啟超曰：「今舉一商務，輒設大臣督辦，奸吏操弄，股東寒心，故中國商業不振。」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特奏「十年內禁華商自辦」，此非興商，而乃絕民機。維新派則主張開放民辦，使自由競爭，脫離封建束縛。
六、變事與變法
洋務派築路興礦，習歐美之技，而未變法度，康有為謂：「洋務派所變者事，非變法。變法者，當改制度，立法律。」維新派倡政制變革，學西方憲政，然洋務派但興洋務，而不改專制，故國勢不振，所謂「中興」不過虛名。
維新派與洋務派之爭，實為封建與資本之爭，前者求變法以圖國運新生，後者守舊法而安身自肥。此爭端未息，終至戊戌政變，維新受挫，洋務亦亡。然歷史證明，僅變器物而不變政體，終難強國，唯變法圖存，方為正道。
7. 科舉與新學之爭
洋務諸臣，雖創設同文館、水師學堂等，然固守科舉，視為取士正途。維新諸賢則倡廢科舉，廣興新學，以科學、法律、政治經濟諸學施教於民，使人才蒸蒸而起，以適應世變。
8. 政體之異見
洋務派徒求技藝之進，不議政制之革，懼變法動搖皇權，故持守祖宗成法。維新派則以日本維新為鑑，倡君主立憲，設議會，納民意，使國勢益強，富庶可期。
9. 對列強之態度
洋務派與列強交涉，每持守和議，惟願以師夷技術而御夷，未嘗深議邦交之道。維新派則主張外交開明，與列強通商修好，借其長以自強，並防制其侵凌，以保國權。
10. 變法與守舊之爭
洋務派務實圖強，然不離舊制，修造船械、設廠煉鐵，然皆歸於官府掌理，未嘗變革根本。維新派則欲變法維新，開放民權，變通政制，俾上下同心，合力圖強。
如此，洋務與維新二派，所爭者不止器物與制度，實關乎國運之隆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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