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名制度探析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夜，江寧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與幕僚趙烈文談論北上面聖之所見，憂心北京治安日益惡化、經濟凋敝。趙烈文忽發「清朝國祚不過五十年」之預言，謂清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國運難繼。四十四年後，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覆亡。趙氏未及親見其言之驗，然其論已載於《能靜居日記》，為後世驚嘆。
王朝興替：誅戮與國祚
清朝入關以來，血色彌天，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明遺民方以智記載：「彌天皆血，古今皆血。」趙烈文謂清朝誅戮太重，蓋不虛也。然而觀中國歷史，王朝更迭少有不流血者，清朝豈為特例乎？
滿洲入關前無成熟法典，常臨時立制，未足久遠；入關後，因百廢待興，採用明律，至順治三年始修成《大清律》，冀立「刑措」之治。清世祖曾言：「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犯法，以昭祖宗好生之德。」然此目標能否實現，未可言也。
制度嚴密：寬嚴相濟
晚清張之洞言：「我朝深仁厚澤，賦斂輕，刑獄平。」清代死刑案件經縣、府、司、撫、刑部五衙門層層審理，流程嚴密，自縣至部皆有專業法律人士經手。皇帝作為終審機構，寓「法外施仁」，既不容權力旁落，亦追求「情法兩得其平」。
然在此嚴密設計下，冤案仍屢發生，何以故？乾隆以降，制度完備，反暴露深層缺失。
期限審案：刑訊之弊
清代對地方官審理命案設有期限，若超期則官員受處分。然而刑偵技術落後，地方官為保烏紗，刑訊逼供成破案捷徑。重刑誘供，常鑄冤案，高人傑「楊氏被殺案」即一典型例子。刑訊雖為合法，然尺度不清，過度使用，終釀「亡者歸來」之奇冤。
諱盜誣良：冤案疊起
地方官遇強盜入室案，或不予立案，或栽贓於事主，遂成「諱盜誣良」。清律雖嚴懲「故入人罪」，然地方官多鋌而走險，冒風險而行。此弊源於刑偵不足與官員考核嚴苛之矛盾。破案不力即遭處分，而案情愈大，費用愈高，於是「諱盜誣良」成成本最小之選擇。
京控與皇權干預
清代刑名制度中，皇帝既為終審裁決者，亦為矛盾來源之一。民眾可繞過地方官直訴京師，至嘉慶朝京控積重難返。皇帝之干預雖校正多宗冤案，然亦致小案拖大、大案更冤。如嘉慶帝「帶節奏」，幾釀直隸遲孫氏冤案；或引民眾濫訴，反損地方司法權威。
地方離心：司法失序
咸豐以降，內憂外患頻仍，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疊至，地方實力崛起，中央權威漸衰。清廷以糾正冤案抑制地方藩鎮，然成效有限。晚清四大案之一「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即清廷藉以打擊湘淮系之例。地方巡撫亦敢抗命，如光緒年間河南巡撫李鶴年三阻刑部辦案，反映地方離心之不可挽回。
就地正法：殺戮難止
咸豐三年起，清廷許地方官就地正法，以應軍興與匪亂。曾國藩設審案局，從重從快處決，殺戮極重。此制度雖為非常時期之權宜之策，然未因太平天國覆滅而廢止。隨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愈無力管控，就地正法成司法崩壞之象徵，直至清亡方休。
結語
清代刑名制度由嚴密至破敗，見證王朝之興衰。其制度設計精妙，審理流程層層把關，皇帝居終審之位，理應保障公平正義；然刑訊、限期破案、地方離心等內外矛盾，使冤案屢發。京控雖矯枉過正，就地正法則加速司法失序。趙烈文以誅戮過重、國運衰微斷言清朝氣數，固具宿命觀色彩，然由刑名制度之廢弛觀之，亦非全無根據。
縱觀清代司法得失，於後世當有深遠之啟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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