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巴克(Rogers Brubaker)理論析暹羅華人歷史變遷

 

布魯巴克(Rogers Brubaker)理論析暹羅華人歷史變遷

布魯巴克之理論，洞悉「民族少數」(National Minority)、「民族國家」(Nationalizing State)與「外部民族家園」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三者之互動關係，為吾人理解民族主義，尤涉身處異邦之族群者，提供一精闢框架。今以暹羅（泰國）華人為例，申論此理論於解析華人在暹羅歷史變遷之應用。

一、十六至十八世紀：早期定居與共存

• 民族少數： 華人移民，多為商賈，始抵暹羅。彼輩保存其華人認同、語言及習俗，於暹羅社會中形成獨特社群。
• 民族國家： 暹羅王國雖因華商之經濟貢獻而歡迎之，然仍堅守其泰族認同及政治掌控。
• 外部民族家園： 明清兩朝之中國，乃此等早期華人定居者之故鄉。彼輩與中國保持家族及文化聯繫，然其重心則在暹羅之生活與機遇。

關係動態：

• 少數對國家： 此乃一段相對和平共存之時期，暹羅國得益於華商之貿易，而華人社群亦享經濟機遇。
• 少數對家園： 與中國保持強固之文化及家族聯繫，然直接之政治參與有限。
• 國家對家園： 暹羅與中國維持外交及貿易關係，在暹羅之華人社群往往促進此等交流。

二、十九世紀：移民增加與日增之緊張

• 民族少數： 受中國經濟困頓與動盪所驅使，華人移居暹羅者劇增。華人社群之規模與經濟影響力日增，遂於暹羅經濟之特定領域居於主導地位。
• 民族國家： 暹羅國面對西方殖民列強日增之壓力，遂致力於鞏固其民族認同，並對其多元人口（包括華人）施行更嚴格之掌控。
• 外部民族家園： 中國為內亂外患所困，已無力直接支持或保護其散居之社群。

關係動態：

• 少數對國家： 經濟競爭、對華人秘密会社之憂慮，以及暹羅國欲對華人社群施行更嚴格掌控之舉措，皆導致緊張與衝突日增。
• 少數對家園： 雖文化及家族聯繫依然強固，然衰弱之中國所能提供予在暹羅華人之實際支持減少。
• 國家對家園： 暹羅與中國之關係複雜且不斷演變，在暹羅之華人社群遂成此等互動之一因素。

三、二十世紀：融合與轉變之認同

• 民族少數： 在泰華人漸漸融入泰國社會，多採用泰人之姓名、語言及習俗。然，華裔之傳統及認同依然存在，尤於年長世代及特定社群中。
• 民族國家： 泰國國雖推廣泰族民族主義，然亦日漸認同華人社群之貢獻，並對民族認同採取更具包容性之方法。
• 外部民族家園： 中國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成為部分泰華人（尤具左傾思想者）之焦點。然，隨著全球化及區域整合之發展，重心遂轉向在地及區域認同。

關係動態：

• 少數對國家： 融合與持續之獨特性並存，泰國國認同華人社群之貢獻，同時亦推廣更廣泛之泰族認同。
• 少數對家園： 雖與中國之文化及經濟聯繫依然重要，然多數泰華人之重心，則轉向彼輩在泰國之生活與認同。
• 國家對家園： 泰國與中國維持外交及經濟關係，泰華社群於此等互動中扮演一定角色。

四、二十一世紀：混合認同與跨國聯繫

• 民族少數： 泰華人益發認同自身為泰國國民，同時亦保存其華裔傳統。混合認同更為常見，融合泰、華文化元素。
• 民族國家： 泰國國擁抱多元文化，並認同包括泰華人在內之多元族群對泰國社會之貢獻。
• 外部民族家園： 中國崛起為全球強權，重新激發部分泰華人對中國文化及語言之興趣，而其他人士則關注區域及全球聯繫。

關係動態：

• 少數對國家： 融合與接納，泰華人積極參與泰國社會之各個層面，同時亦維持與其傳統之聯繫。
• 少數對家園： 複雜且不斷演變之關係，部分泰華人與中國保持強固聯繫，而其他人士則關注在地及全球聯繫。
• 國家對家園： 泰國與中國維持強固之外交及經濟聯繫，泰華社群則作為兩國間之橋樑。

結論：

布魯巴克之理論提供一有用框架，以理解泰國華人歷史變遷中之經驗與認同。歷經數世紀，華人社群已由一獨特民族少數，演變為更融合且具混合性之群體，同時亦維持與其華裔傳統之聯繫，並在泰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華人社群、泰國國及作為外部民族家園之中國三者間之互動，塑造了泰國華人之歷史，並持續影響彼輩今日之經驗。

布魯巴克理論之動態關係

布魯巴克 (Rogers Brubaker) 的「民族少數 (National Minority)」、「民族國家 (Nationalizing State)」與「外部民族家園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理論，強調三者之間互動關係之複雜性與動態性。以下列出所有可能之動態關係：

1. 民族少數 (Minority) 與民族國家 (State)

• 衝突 (Conflict)： 民族少數之文化、語言、宗教等與民族國家之主流文化相異，導致衝突。例如，語言權、教育權、政治參與權等。
• 緊張 (Tension)： 民族國家之 национальне будівництво 政策，可能排斥或邊緣化民族少數，造成緊張關係。
• 歧視 (Discrimination)： 民族少數可能因其族群身份而遭受歧視，例如在就業、教育、居住等方面。
• 融合 (Integration)： 民族少數融入民族國家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例如學習主流語言、參與政治、認同國家文化。
• 合作 (Cooperation)： 民族少數與民族國家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文化交流等方面合作。
• 調和 (Accommodation)： 民族國家調整政策，以 accommodate 民族少數之需求，例如設立雙語學校、保障少數族群權益。

2. 民族少數 (Minority) 與外部民族家園 (Homeland)

• 文化聯繫 (Cultural Ties)： 民族少數與外部民族家園保持文化、語言、宗教、習俗等聯繫。
• 經濟聯繫 (Economic Ties)： 民族少數與外部民族家園在貿易、投資、 Remittances 等方面有經濟往來。
• 政治聯繫 (Political Ties)： 民族少數可能尋求外部民族家園之政治支持，例如在國際場合為其發聲。
• 認同 (Identification)： 民族少數對外部民族家園產生認同感，例如認為自己是該民族之一部分。
• 支持 (Support)： 外部民族家園可能在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支持民族少數。
• 影響 (Influence)： 外部民族家園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可能影響民族少數之認同與行為。

3. 民族國家 (State) 與外部民族家園 (Homeland)

• 外交關係 (Diplomatic Relations)： 兩國之間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 經濟合作 (Economic Cooperation)： 兩國在貿易、投資、技術轉讓等方面合作。
• 政治競爭 (Political Competition)： 兩國在國際事務、地緣政治等方面存在競爭關係。
• 文化交流 (Cultural Exchange)： 兩國在文化、教育、藝術等方面交流。
• 衝突 (Conflict)： 兩國可能因領土、資源、意識形態等問題發生衝突。
• 影響 (Influence)： 兩國互相影響，例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

總結

以上列出之動態關係並非相互獨立，而是相互交織、影響。在具體情境中，三者之互動關係可能呈現多種面向，例如民族少數同時與民族國家存在緊張關係，又與外部民族家園保持文化聯繫。布魯巴克之理論強調，吾人需要綜合考量此等複雜關係，方能深入理解民族問題之本質。

暹羅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考略

 

暹羅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考略 

曼谷王朝初立，為裕國庫，政府始行個人包稅之法。拉瑪二世年間，包稅範圍擴及酒精之釀造與販售、賭博、漁撈、採集燕窩及船稅等。至十九世紀，包稅制遂成大華商之要業，華人趨之若鶩，以謀巨額稅款。一八三五年，為解國庫虧空之困境，政府納華人披耶殷特拉功之建議，允設賭館及花會館，由包稅商承包國之賭稅及經營賭館事宜。為擴大稅源，以皇室倉庫部門為行政中心之包稅制，於拉瑪三世年間，其包稅項目竟達三十八項之多，包括賭博、彩票、胡椒、蘇木、造船木材、鹽、燕窩等。拉瑪四世年間，更增三十八種包稅項目，如鴉片、生絲、鐵礦及錫礦等，暹羅之包稅項目遂達七十六項之多。暹羅之包稅商，多為華人，其承包大部稅收項目，其中鴉片、賣酒、賭博及彩票等利潤最豐厚之包稅項目，亦由華人承包，且此四項稅收，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竟佔國家總稅收收入之四成至五成之間。拉瑪三世年間，華人包稅商佔六成八強，拉瑪四世年間，華人包稅商至少有二百五十餘位，而泰人僅有五十一人被委任為包稅商，且承包利潤較薄之竹、手推車、木柴等項目。

「華人與包稅制度，顯然密不可分」。諸多華人獲取包稅權後，謀取巨額稅款，遂成富豪。鮑林曾於一八八五年提及一華人富商，「其承包鴉片專賣，及其他九十種稅收」，「單是承包米酒產銷稅，即為其帶來一年四十萬銖之利潤，鴉片專賣亦為其帶來四十萬銖收入，賭場稅之承包，亦給予其如是之收入」。故此，華人為獲取包稅權，競相角逐。稅收以投標方式獲取。對華人包稅商而言，擁有保護人乃投標之前提，而能否中標，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保護人之影響力。部分華商透過各種途徑，自王室、貴族及高官處尋求政治庇護。然則，非所有華商皆能得到暹羅上層社會之政治庇護，同時競標亦為華人包稅商之間一場激烈之競爭，包稅商為獲取稅收代理權，提高得標機率，獲取包稅利潤之最大化，遂展開激烈之競爭。部分包稅商往往與秘密会社合作競標。華人秘密会社開始介入控制贏利甚高之包稅項目，即酒、賭博及鴉片包稅。「隨著包稅制價值之增長，秘密会社在暹羅取得了極其關鍵之社會地位」。個人不敢出價高於華人秘密会社之標，與之競爭包稅。即便是利潤較薄之包稅項目，欲與華人競標者，亦須首先獲得華人秘密会社之允許。秘密会社嚴密之組織與管理，符合賭稅、彩票、釀酒、鴉片等包稅項目之需要，会社成員可以協助維持紀律、秩序、排解糾紛等。透過秘密会社之管道銷售部分產品，可獲取高額之利潤，更有甚者，有些包稅商本身即為秘密会社之頭領。如清邁之潮籍華人專利包稅商杜關勝，既為華人首領，亦為玄天社之首領。宋膠洛之瓊籍華人領袖，乃老洪公司之領導人，並承包賭場稅務。包稅帶來之巨額收入，遂成秘密会社之重要財源，為華人秘密会社之存在，提供重要經濟支撐，使秘密会社在暹羅得以迅速發展。

包稅制度與華商之關係，可謂互利共生。華商藉包稅制而致富，秘密会社亦藉包稅收入而壯大。此一現象，不僅反映了當時暹羅之經濟狀況，亦揭示了華人在暹羅社會中之影響力。

暹羅華人秘密会社源流考略

 

暹羅華人秘密会社源流考略 

暹羅華人秘密会社之淵源，學界眾說紛紜。斯金納氏 (G.W. Skinner) 以為，其濫觴於十七世紀，或至遲亦在十八世紀初，由中國傳入暹羅。迨十九世紀下半葉，秘密会社發展迅猛，遂擁有重要之社會地位。麥留芳氏則謂，暹羅南部普吉島之秘密会社，與檳榔嶼之義興會或有聯繫，其立論之據，乃義興館之一紙收據，上書「童卡」二字，捐款則以暹羅貨幣「銖」計。故有學者推斷，暹羅華人秘密會黨，乃海峽殖民地三州府（檳城、馬六甲、新加坡）華人秘密會黨向外擴張之結果。無論其源自中土抑或他處，咸可肯定者，一八〇九年，普吉島已然出現華人秘密会社，翌年，更與檳榔嶼之華人秘密會黨互通聲氣。暹羅官府之檔案亦顯示，一八二四年以前，洪字會已在暹羅活動。

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華人秘密会社之勢力已滲透曼谷。曼谷新本頭公廟及順興宮之銘文，皆捨棄正統清廷年號，而改用「天運」並加干支紀年，其對應之時間，分別為一八二九年及一八五三年。此足以證明，至少在一八二九年，曼谷已有天地會成員之蹤跡。天地會人不僅於華人廟宇公開展示其「天運」標誌，甚而在暹羅神聖之「那空帕洞」佛寺之大鐵鐘上，亦有「天運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造昭昆（Jaokun）寶他玉文弟子曾才合喜捨」之銘文。曼谷附近各府，亦為華人秘密会社之重要據點。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暹羅華人三合會曾於春武里（Chonburi）作亂，截獲泰人船隻數艘。春武里本頭古廟之「神之格思」匾額，上刻「天運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年）歲次壬寅春月糓旦重建」等漢字，足見一八四二年前後，春武里之秘密会社成員已為數不少。佛統（Nakhon Pathom）大塔廟之鐘銘，亦有「天運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月吉日立」等字樣。凡此種種，皆可見十九世紀中葉，華人秘密会社之勢力已遍及曼谷及其附近各地。

華人秘密会社成立之後，屢與暹羅政府發生齟齬。拉瑪三世年間（一八二四至一八五一年在位），暹羅華人叛亂及起義頻仍，且多為秘密会社所組織。一八二四年，華人於尖竹汶（Chanthaburi）作亂，其後，一八四二年及一八四七年，又先後於佛統府之坤西施（Nakhon Chai Si）作亂，一八四八年，則於拉廊府（Ranong）之弄旋（Langsuan）及北柳（Chachoengsao）作亂。此數次由三合會等領導之暴亂，使暹羅政府深以為華人秘密会社乃暹羅之最大威脅。故此，暹羅政府曾於一八四四年、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五四年，三度大舉突襲曼谷附近之華人秘密会社，使其遭受重創。然則，暹羅政府之打擊，並未能阻止秘密会社之活動與發展。據一八四八年潮籍華人吳武之「供詞」所載，「潮籍華人在曼谷組織大兄幫會，該組織人數眾多，僅『二哥』吳武一人，即動員一千二百餘名華人加入該幫會」。拉瑪五世（一八六八至一九一〇年在位）年間，曼谷曾於一八六九年、一八八三年、一八八九年及一八九五年發生大規模華人暴動，整個統治時期，小規模之騷動亦時有發生。有資料顯示，至一八八九年，曼谷至少有六個勢力龐大之秘密会社。暹羅南部各地，亦為秘密会社之聚集之地。據記載，一八八一年，攀牙府（Phang Nga）德古巴（Takua Pa）城之「義興會」有會員三千二百餘名，「公恩會」有會員八百餘名，較晚成立之「和生會」，勢力稍遜，亦有會員三百餘名。十九世紀下半葉，華人之騷動，雖多限於秘密会社間之爭鬥及鬧事，然此等動亂，仍為政府之一項挑戰。秘密会社亦常因與政府之矛盾衝突，而組織大規模之鬥爭或暴動。一八八九年六月，曼谷三家碾米廠之華人，在秘密会社之組織下舉行罷工，與政府對抗達三十六小時之久。罷工失敗後，被押至特別法庭審判之工人，竟多達九百人。至一九〇二年，暹羅已「有許多秘密会社，所有之華人皆屬於此一或彼一秘密会社」。

一九一〇年，暹羅政府擬向華人增加人頭稅，引起華人社會之不滿。曼谷「各個秘密会社之領袖認為，在此等緊急事件中，彼輩必須為廣大之會員有所作為」，遂「計劃於六月一日舉行罷工，並於五月下旬，將中文傳單分發全市，號召華人舉行罷工」。罷工導致曼谷物價飛漲，物資匱乏，工商業陷入癱瘓。政府出動警力及軍隊鎮壓華人，逮捕華人鬧事者約四百名。一九一〇年之華人大罷工，促使拉瑪六世一登基，即開始實施針對秘密会社之一系列鎮壓活動，並拉攏華人秘密会社領袖，瓦解秘密会社之組織結構。二十世紀初，政府對秘密会社之鎮壓及拉攏会社領袖之舉措，使秘密会社開始走向瓦解。一些秘密会社已完全停止活動；另一些則改組為合法之互助會，亦有一些會黨於一九一〇年後，變為華人社會之「幫」，即當時之私派。在某些秘密会社得勢之內地市鎮，秘密会社之勢力，則存續至二十世紀初。如一九一五年，曼谷尚有私派二十五個，其中新萬興、老萬興、新福樂、老福樂、智洪勝、萬勝、新唐山、智洪居、壽和、平安閣、義萬興、壽衛居、青峰、大江東、梅花、同樂、新義樂、三點等，皆為眾人所知之華人秘密会社。二十世紀初，秘密会社作為一種主要之社會力量，逐漸走向衰落。與此同時，隨著華人社會之發展，及華人順應形勢之需要，暹羅華人相繼成立緣自地緣、血緣之各種華人社團。如一八七七年廣肇會館成立，一九〇〇年海南會館成立，一九〇九年客屬會館成立，一九一一年福建會館成立。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在暹羅中華總商會之努力下，不少私派自動解散，華人秘密会社遂告消亡。

暹中-日本三角貿易

 

暹中-日本三角貿易考略 

夫東亞海域，自古乃商賈雲集之地，舟楫往來，貨物交流，絡繹不絕。十七世紀以降，暹中-日本三角貿易之興起，更為此區域之經濟發展，添上濃墨重彩之一筆。此貿易模式，以暹羅為中介，聯結中國與日本兩大經濟體，其影響之深遠，實不可小覷。

溯其源流，明清之際，中國厲行海禁，雖有朝貢貿易之制，然民間商貿多受掣肘。日本德川幕府，亦行鎖國之策，僅允與少數國家通商。暹羅地處中樞，挾其地理之便，遂成此三角貿易之樞紐。

此貿易之運作模式，大抵如下：暹羅之華商，自中國購得絲綢、瓷器等物，航行至日本，易以白銀、銅等。其後，或將所得之銀銅運回中國，或售於暹羅國內，獲取厚利。日本所需之中國貨物，藉此途徑源源不絕而至；中國之貨物，亦得銷往日本，擴大市場。暹羅則居中取利，獲益匪淺。

暹中-日本三角貿易之興盛，對中國帆船貿易之發展，具有莫大之助益。其影響約有以下數端：

其一，拓展航線，擴大範圍。中暹-日本三角貿易，使中國帆船之航線延伸至日本，打破了原有之局限，擴大了中國帆船之活動範圍。此舉不僅促進了中國航海技術之進步，亦提升了中國在東亞海域之影響力。

其二，刺激需求，促進製造。為滿足三角貿易之需求，中國商人需建造更多之帆船。此舉刺激了中國帆船製造業之發展，促進了相關產業之繁榮。

其三，增加貿易額，提升收益。三角貿易為中國帆船帶來更多之貿易機會，增加了中國帆船之貿易額。中國商人藉此獲取豐厚利潤，亦促進了中國經濟之發展。

其四，促進交流，加強聯繫。三角貿易促進了中國與日本之經濟交流，加強了兩國之經濟聯繫。兩國商人互通有無，互利互惠，增進了彼此之了解與友誼。

然暹中-日本三角貿易之發展，亦非一帆風順。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東侵，打破了原有之貿易格局。中國海禁政策亦漸鬆動，中國商人可更自由地與外國通商。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強，亦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凡此種種，皆使暹中-日本三角貿易逐漸衰落。

儘管暹中-日本三角貿易最終走向衰落，然其在東亞經濟史上之地位，卻不可磨滅。此貿易模式，不僅促進了中國帆船貿易之發展，亦加強了中國與日本之經濟聯繫，對東亞地區之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之影響。

綜上所述，暹中-日本三角貿易乃東亞地區重要之貿易網絡，其興衰演變，皆與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吾人研究此一貿易模式，不僅可窺見當時東亞經濟之發展狀況，亦可從中汲取歷史之經驗與教訓，以為今日之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