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論：華夏富賈除徙居海外外，尚有他途乎？
馮侖曾言，面對制度頻繁更迭，民營企業如毛澤東所見，僅能「軟弱、動搖與搖擺」。其可擇之生存之道，不外乎「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迎合共舞、捨財求證，或被動適應、保命留財，若萬不得已，則「走為上策」，移財移民、海外發展。
一、實業救國：
此非今日始，實肇於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九年。如張謇等企業家，踐行「實業救國」，視實業為工具，救國為理想。彼等非古典商人，亦非買辦，其精神結構與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家相仿，唯以企業為實現理想之工具。張謇見清末腐朽，倡「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遂脫離體制經商，興辦企業，帶動南通發展，兼辦教育、醫療、慈善。其行引來效仿者，如盧作孚、榮氏兄弟。張謇更參與社會改革，如組織預備立憲工會、發起國會請願。辛亥革命後，更棄商從政。今之「九二派」民營企業家，或可與張謇等比擬，具使命感與濟世情懷，創辦實業、參與社會建設、投身公益。然今日之現實，能否予其不同於張謇等之歸宿，實乃疑問。
二、將錯就錯，換取利益與安全：
此乃於一黨長期執政、政府強大下之選擇，以換取最大安全與利益。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稍穩，即欲以黨組織整合民間企業，後更確立一黨專政之訓政體制，限縮商人於政治之影響力。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主張「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資本，終至消滅資本家階級。一九五六年，即迫使民營企業「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榮毅仁為典型，其家族於一九四九年前已是中國最大民營企業財團，其留於大陸，見證政權更迭。毛澤東曾謂其「汝乃大資本家，當帶頭」，榮氏遂主動交出企業，並表態「吾與黨乃相依為命」，後受黨重用。文革後，鄧小平更請其復出創辦中信。其將財產捐予政府，暗中入黨，表面經營國企，終獲政治高位，其子亦因此受益。此類者尚有樂松生等。今於人大、政協可見此類民營企業家，然其企業未被逼捐，亦無公私合營，但願歷史勿重演。如何以法治保證民營企業家之利益與傳承，仍乃重要課題。
三、被動妥協，委曲求全：
此乃多數中小民營企業之無奈。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先倡保護民族資本，後改為「限制、利用、改造」，統購包銷，以「五反」打擊民營企業，終至強制定息、公私合營，至一九五六年徹底消滅民營企業。當事人回憶，當時勞資糾紛不斷，企業原料、業務不足，受國家控制，已走投無路，最終家破人亡。毛澤東直言，若不將資本家「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人皆倒向資產階級，更謂「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陳雲亦言，以少量定息換取大量資本，實乃合算。此等被動適應者，如溫水煮青蛙，僅求保全僅存之資本與權益，然終究難逃滅亡之命運。
今日，多數民營企業擔憂者，非政府強迫交出企業，而是歷史重演：國進民退、政府干預增多、意識形態回歸、醜化民營企業。近年之煤業、鋼鐵整合，以及房地產去市場化等，皆令人憂懼。於強勢政府面前，民營企業如待宰羔羊，所謂選擇，實則無選擇，僅能等待。
四、遠離是非之地：
此即逃離是非之時、地，如移民，以躲避制度與政策之震盪、無法制之政府。過去百年，數次社會震盪與制度變革時，皆有民營企業因逃離而倖存、發展。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不少上海老闆逃至香港，於香港戰後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後於改革開放又回大陸。亦有原為洋人、實則在華經營之民營企業，因海外血脈未斷，即使在華財產歸零，亦可東山再起，如怡和公司。其於一九四九年被迫放棄在華財產後，退至香港，重新發展，後又遷至新加坡。其主席言，此乃為將公司置於安全、受法律保護之地。此等皆乃如當年上海老闆與怡和公司般之選擇。今亦有民營企業於海外上市、挪移業務至海外、或以移民方式尋求退路。媒體與學者或批評富人移民，然實應檢討體制與政策之問題，何以令民營企業無安全感，而採取「趨避之」之策略。此猶如治安不佳之地，反怪罪良家婦女不出門。
總之，於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急劇變化、政策多變之環境下，過去百年民營企業家可想之生存之道，不外乎此四種方法。其中最大陷阱，即吳曉波概括之民營企業於中國歷史上之四大經典困局，只要未走出此陷阱，民營企業即難以真正穿越體制之死亡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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